戴耀廷。摄：张百铭/端传媒
黑暗隧道。戴耀廷这样形容占领之后的6个多月里，自己的状态。
“我是要走出这个黑暗隧道，才能说出自己曾经在里面。”他说，“周围是一个黑暗环境时，你说不出自己在哪里，当你走到差不多，看见远处的光，直到走了出来，才能把自己经历了什么讲出来。”
没有人会否认，这场深刻改写了香港历史的占领运动，推动它的第一根手指，来自书生戴耀廷。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60年代生人，戴耀廷性格温吞，一直安于研究宪政、教书著述，在外围参与温和民主运动。没想到他在2013年头写的一篇报纸专栏，把自己推到了“改写历史”的位置。
戴耀廷在专栏里说，在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包括意见领袖在内”的“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行动者如果被捕，不抗辩，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以法达义”。
“公民抗命”的大胆提法引起的舆论风暴，远远超过了戴耀廷的预期。他有点懵，在两个星期后的又一篇专栏中为自己提出这个计划而“致歉”，又坦言自己是学者，不懂搞运动，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组织力的领袖带领这个运动”，而不是自己。
但走上门来的记者，问题步步紧逼：怎么“占领”？谁来领导？戴耀廷被逼出了这样的答案：理想的领袖应该德高望重，可以缩小民主派内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环，以免参加者激情多于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师、陈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选。”
占中三子，包括戴耀廷本人在内，就此在全无准备的状态下，被推上历史舞台。
在此后的很多次访问中，戴耀廷都坦承，这不是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一个月前接受端传媒采访雨伞周年专题时，他更精确指出，对自己在占领中的角色，“在928前有部分喜欢，部分不喜欢；但在928后就一定不喜欢。”
“我这种人怎么能做摩西呢？”
戴耀廷“不喜欢”的角色，简单来说，就是当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
“和平占中到尾段的时候，黄浩铭整天逼我去做摩西，我说我这种人怎么能做摩西呢？”在港大梁銶琚楼15楼的咖啡厅，戴耀廷面向落地玻璃窗外，维港海景与中联办大楼，回忆起去年的占领日子。那时他一度被赋予像13世纪带领希伯来人逃出古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的重责。
“占中”原本按部就班。在剧本里，戴耀廷主要搞“商讨日”，占领一旦启动，场地总指挥则转作陈健民。
他们排练过多次：“我们已经分好区，每个区有区长，有20个纠察跟着陈健民，完全是一个under control（受控制）的处境。然后我们set好咪（安装麦克风），所有人都听到我们的声音。那就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而且也是预计占领周六日两天而已。”按照这个计划，戴耀廷说，他们准备的人手最多可以从遮打道覆蓋到汇丰银行。
“我们只能去那么多地方，我们的纠察队只能走那么远，开会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人多怎么办？但他们说不会的，不用担心那么多。”
“占中”剧本酝酿了一年半时间，一直到计划启动的一周之前，情势突然逆转。
2014年9月26日深夜，学生冲入公民广场，数千市民前往声援，警察出动胡椒喷雾——风云突变，实质上的“占领”已经在立法会外开始了。而依照剧本的“占中”立时尴尬起来。尽管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后来赶到冲突现场，并宣布“提前占中”，但民意已经悄悄转向了。
“当我们宣布启动之后，现场的即时反弹让我们很诧异。我们知道整个局面已经不是我们想像中那样了。”戴耀廷回忆。他说到9月28日早上，现场的人不多，“我们反而觉得很轻松……我就觉得快点搞定它，正好只有千几人，那我们预着（准备好）有人留下被捕，有人离开，没关系的。”
他坦率地说，自己从头到尾对做运动领袖这件事，都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迫于形势宣布提前启动占中，立刻觉得陷入被动。“有一段时间很兴奋，（9月28日）下午非常多人回来，人群冲出马路……但之后出了催泪弹，就知道问题很复杂了……”
9月28日晚上警方施放87颗催泪弹，把运动推向了一个没有人预料到的方向：雨伞运动正式拉开帷幕，持续了整整79天。
回忆起那一晚，戴耀廷只觉得紧张，“很快叫大家走，但在那个时刻又走不了”。“到后面几天，不断有橡胶子弹的传闻，我们，尤其是朱牧师很紧张。”他坦承，六四事件对他们这一代人影响太大，所以“大家平安回家”变成他们对运动的首要考虑点。
怎样的leadership（领导）才能够令人觉得运动能让人们平安回家呢？学生运动。
戴耀廷自问自答
“怎样的leadership（领导）才能够令人觉得运动能让人们平安回家呢？”戴耀廷自问自答：“学生运动。”在此情况下，他觉得，三子也是主动放弃了leadership：“相比一班政治上比较复杂的人，像我们三子去做领袖，学生运动，中央有较大机会不用更高度武力处理问题。”
他承认，无论是提前占中后遭遇的民意反弹，还是学生运动代替占中运动的策略考量，又或是单纯因为他们身体不好，扛不住这么漫长的一场运动，再加上潜意识里本来就不想做领袖——总之，当运动的命名由“占中”转向“雨伞”开始，戴耀廷就无法、也不必做“摩西”了。
“我可以想像如果是施明德在场，他就一定做摩西。但很不幸一个书生来做这种事是做不到的。”戴耀廷说。
“你要买我支豉油，就要搭埋我支蠔油”
不喜欢做摩西，那回到最初，搞占中，还搞这么大，是要做什么？
在过去两年与戴耀廷的数次访问中，最让戴耀廷谈起来两眼放光、神采奕奕的话题，总是“商讨”。而在占领运动结束一年后的今天，他反复讲起的最遗憾之事，则是“广场公投”。
这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不求一个明确结果，而是一套民主程序。
戴耀廷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整合所有群众的大台，不是指令式的，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决策的平台”，至于这个“大台”所能争取到的成败，他在意，但不强求。
“民主一定要透过一个本身民主的民主运动来争取。”他说，“香港民主运动要建立更强的民主精神。”
戴耀廷有满肚子的理论想要实验。美国学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机制，被他用在了占中筹备的阶段。
两位美国学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在不少现行的民主体制中，公民对于重要的公共议题通常缺乏全面了解，只凭借对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选举很容易被媒体宣传左右。他们引入民主协商的环节，设计一整套严格的商讨方法，令参与者在获得均衡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讨论议题，从而形成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意，并将这种改善后的民主形式称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讨式民主）。
戴耀廷把这套方法搬来香港。他用火爆的话题（“占中”）吸引支持者，希望引导大家进入对即将到来的政改议题的深入讨论：要什么样的普选？如果没有普选，要不要占中？要怎样占中？什么样的方案才令你不需要占中？
在漫长的占领中环筹备期，他硬是搞出了3次商讨日（D-Day）和一次全民投票。商讨日都严格按照审议民主的商讨规则去进行；全民投票则应用了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的电子投票工具。
“其实由占中开始大部分人都不是很buy（认同）我，不过是硬撑的。因为基本上从占中开始就被我垄断了话语权。我经常说‘你要买我支豉油，就要搭埋我支蠔油买，一个package（一套）’，占领中环必须要搭配商讨日和全民投票，否则就都没有了。”他自嘲地笑笑：“如果给他们重头选，应该会说不要搞，说卖豉油就豉油，占领中环就占领中环，搞什么商讨日、全民投票呢。”
现在回头想来，戴耀廷觉得不足的地方，不是怀疑D-Day的效果，而是觉得搞得还不够。他觉得理念可以再推到极致，在D-Day123之前，增加D-Day0。
“零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由下而上，由无开始讨论。”他觉得这样大家便不会被“占领中环”四个字箍住，“譬如可以讲民间投票、民间特首、宪章运动等；甚至大家讨论觉得不用做，那就不需要做。这就是D-Day0的过程。”
“在民主运动里面不够民主，往往是因为大家面对不了结局。”
戴耀廷回忆，当年搞商讨日，团队里也有希望可以在前期踢走“公民提名”方案，“因为大家面对不了公民提名方案可能会赢的局面（中央不会接受），不想面对风险，这和中共不想民主派在候选中赢出是一样的，心态是很近似的。”他说那一关，他们守住了，“最后的结局是我们都不喜欢的结局，连一个温和方案都无法得出”，但他们接受，因为这是民主的过程决定。
未尽的理想：广场公投
而广场公投，则把这种“民主”考验推到更极端的状况。
在占领运动期间，学生与三子的终极分裂，源于广场公投。在运动后期，学生代表与政府官员的对话没有结果，运动陷入僵局。戴耀廷提出要搞广场投票，由所有运动参与者决定这场运动的去留。但遭到包括陈健民在内的几乎所有参与团体的反对。广场投票不了了之，三子自行退场。
反对的声音不外乎两种：想要退场的人，认为在广场上搞投票，多半会得出“继续占领”的结论，因为不想占领的人早已经用脚投了票；而广场没有边界，不想退场的人，觉得假如那些运动的反对者、不坚定的支持者回来投票，就会搞垮整个运动，因此也拒绝投票。
尽管没有成功，一年后回头想来，戴耀廷还是觉得这是他最想做的事。
“广场投票的本质是会扭转广场政治的特性。广场政治的特性就是‘留的人留，走的人走’，所以永远留在这里的人是不想走的，这永远无法扭转广场政治的问题。但一个运动不应该被广场绑死，因为运动的支持者是包括来过但走了的，包括那些不睡在这里但每天都不放心要来看看的人，他们去留的决定就跟留在帐篷的人不一样。广场投票，是让所有支持者一起去决定事情走向，最后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在道德上共同背负决定。”戴耀廷这样阐述自己的理念。
“说群众的人，其实真的有多信任群众呢？你是信任你自己的群众，还是信任所有的群众？真的信任群众，就拿出来（投票），大家要继续就继续，要离开就离开，这才是真正信任群众。”
在一场运动里，他希望人们通过“商讨”凝聚理性，通过投票民主表决，甚至到了最激进的“广场”，他也希望引入商讨和投票的机制，共议进退，令广场政治温和化，避免导向冲突和悲剧。这些，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忍不住要问他，会不会太理想化了？
“我明白这种政治理想在香港能够实现是困难的。”他有些自嘲地笑笑，并承认在世界也没有先例，但有时又乐观地觉得，“如果有先见之明，提前两年准备好，一个完整的广场公投计画放进去，现场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到！”
“但这是很挑战人性吧？”记者忍不住问。
“是，争取民主的人也不敢去面对投票的风险。”戴耀廷诚恳地回答。
“Deliberate Democracy面对的最大批评就是，人是做不到的，要求太高了。但我觉得应该对人性有多点信心。这个模式可能到尾都实践不完，但做得了多少就做多少，能make it better（让世界好一点），比现在世界少点不公义。”
“可能，我就是一个发梦、理想的人，所以我带着一个理念向前冲。”他又呵呵一笑。
黑暗小屋
戴耀廷没有等到雨伞运动清场。他和陈健民、朱耀明10月就告别广场，12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希望履行公民抗命的责任，按照计划，完成自己的使命。
黑暗，自那时如期而至。“整个黑暗隧道就是接不接受失败这件事，我一路在挣扎，承认失败，面对失败，但还是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2015年3月，戴耀廷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雨水不断，在阴冷的房间里，戴耀廷说自己每天“躲在房间，像自闭一样写东西”。写的还是论文，几万字的英文论文，交代占领中环的前前后后，展望香港民主运动的未来。
“写这类文章郁结感特别强烈，要一直想到以后30年。这过程里也忍不住会不断质疑自己，当初为什么搞这么多事出来？未来怎么办呢？”
直到9月，与端传媒访问时，戴耀廷仍说：“有时候以为自己走出来了，你似乎见到亮光的地方，但是要走到那个地方还是很遥远。正如民主运动，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他说他不会再回到那个让自己痛苦的“Leader”角色，而更愿意做一个“Bridge Maker”。
“我们现在有很多个岛，我们需要驳桥，我不是唯一一个造桥者，也不应是唯一一个造桥者。岛和岛相连需要很多桥，大家一齐去做，回应一个decentralized（权力分散）了的民主运动。再没有单一的大台，大家由下而上地，去facilitate（促成）整件事。商讨最重要的概念就是facilitation……”
所有的谈话，戴耀廷都会以审议民主的核心理念贯穿始终。讲起商讨，facilitate，傍晚的咖啡厅里，他眼中又闪着光。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