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抟传出太极图，周敦颐发表《太极图说》以后，道家太极阴阳学说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然而到了清朝晚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已经十分僵化了，因此而有西风东渐。中国传统文明之所以在清末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竞争中败下阵来，以至于当时的青年才俊之士无不以西化为荣，守旧为耻，与当时占据中国思想界垄断地位的宋明理学的僵化腐朽有很大的关系。从当时的名著《儒林外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作为中国主流社会的儒林与儒家理学的没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败象。
同样作为传统意识深厚的东方国家，一水之隔的日本在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下的表现竟然与中国大相径庭。日本非常迅速地调整了姿态，在大量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技术带来的富国强兵利益的同时也在相当成度上保留了以神道、武士道为主的传统文化。明治维新其实就是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样一种国家转型。这种转型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狭小的岛国日本居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焕然一新。
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日本改元明治。同年末德川幕府大政奉还，明治政府登上历史舞台。在二十六年之后的1894年爆发的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清朝，大获全胜。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欧洲强国俄罗斯，令举世为之震惊。在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从一个闭关落后的小国一跃迈入世界强国之列，充分证明了明治维新那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功。而在这一切辉煌的物质形态的胜利之后是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熔东西方文明之精华为一炉的明治精神的成功。明治维新的这一巨大成功，完全可与当年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相提并论，也直接促动了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蓬勃兴起。
其实，当年大清朝以李鸿章为首发动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早在1861年就已经开始了，比明治维新还早了七年。而且当时满清政府的财力要比弱小的日本国强得多，因此清政府得以凭借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的强大财力大量购买西方的武器与机器设备，聘请西方技术人员来华指导，同时派遣大量官派留学生出洋学习。
然而在这表面上红红火火的一派辉煌景象的背后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权贵为自己手中那点权力而利用倭仁、徐桐、翁同龢为代表的理学家以僵化没落的理学意识形态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处处牵制。慈禧太后耍心眼搞权力平衡，为的无非是自己可收居中操纵之效。这也就决定了李鸿章等人为此付出大量心血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一场将大清国的门面装饰一新却根本无法改变其腐朽没落实质的梦幻泡影。
虽然曾经是如此美丽的一道风景线，然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清国一旦与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的日本国发生碰撞，破灭的必然是大清洋务运动这个好看的大泡沫。当时被西方列强誉为亚洲最强海军的北洋舰队在日清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日军在辽东占领旅顺要塞，突破辽河防线，兵锋直指北京。清廷在海陆军全面溃败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大清国的惨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综合国力的失败，是洋务运动这一耗资巨大的面子工程的失败。然而如果往更深处看，那就是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这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治国指导思想一较高低的结果。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中日两国治国指导思想的较量，实质上是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间的较量。因为王阳明的心学传到日本之后，在尊皇攘夷的维新志士中影响非常之大，成为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强大的精神武器。当时日本重要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等人就深受王阳明心学的熏陶，这一阳明学思想之火又传给了他们的门生弟子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人。而这些学生晚辈不仅是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功臣，而且是明治政府的实权派人物，也是辅佐明治天皇击败慈禧太后治下的大清国的重臣。比如先后战胜大清北洋舰队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大将，被誉为“东方纳尔逊”、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随身总是带着一方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俯首拜阳明”。
日清甲午之战，从政治上说是标本兼治的日本变法维新战胜了治标不治本的大清洋务运动，然而从意识形态的领域来看，却是中国的阳明心学战胜了中国的程朱理学。这个说来话就比较长了。明朝中叶时期的王守仁（阳明）是阳明心学的创建者，也是文人领兵制胜的典范。明史称：“终明之世，文人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阳明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文人，一身文武兼备，他上马领兵，下马安民的文治武功证实了儒家圣学的力量原来能够达到如此的强大。自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以来，还没有一个文人在文治与武功这双重领域获得王阳明那么显赫的成就。而且诸葛亮本人治国领兵那一套明显是法家。因此后世就有了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儒家在中国历史就出了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还有半个是曾国藩。
程朱这几个搞理学的老夫子虽然被朝廷极为看重，他们的理论也被指定为官方思想、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然而在实践领域并无多大建树。相比之下，强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在文治武功这两方面的杰出成就证明了他的心学是如此的强大，也因此在明朝后期非常风行，其风头盖过了程朱理学。
然而满清入关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较之于破除陈旧观念，解放思想，激发人类潜能的阳明心学，叫人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程朱理学更适合建设异族统治之下的“和谐社会”，也更受满洲统治者的青睐。因此清廷出于建设满清“和谐社会”的需要，大树程朱理学，将之奉为官方唯一的权威思想，同时批判、抑制、打压阳明心学，从此阳明心学在中国就沉潜下去了。
道家讲三阳，即太阳、少阳、阳明，其中阳明意味着太阳落山前的夕阳无限好。王守仁，字阳明，谥号文成，也暗示着他的阳明心学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为本次人类文明中华神传文化最后的辉煌。
俗话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无非是西方不亮东方亮。结果是楚材晋用，中国本土出生的阳明心学因为受满清朝廷的打压而不得其鸣，结果传到了东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一鸣惊人，把西太后治下的大清国打得灰头土脸，满清“和谐社会”也因此而被彻底打破。中国由此出现了维新变法的强大思潮，虽经西太后顽固守旧势力的残酷镇压，不过也因此注定了满清朝廷这条破船在下一波辛亥革命的大浪中被彻底颠覆的命运。
那么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细说起来可以写一本书，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太极的理解上，因为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从太极之道中衍生的。只不过理学对太极的认识是静态的，而心学对太极的认识是动态的。
其实真正的太极就是不断在运动，运转的。昼夜的交替，寒暑的变化，阴阳的消长，草木的荣枯，潮水的起落，王朝的兴衰，人事的代谢……，这天地间的一切变化无不是太极运转的表现。过去没有动画，陈抟传出了太极图，就那么一个图案，宋朝那些儒家学者看到了，以为是静态的，就在此基础上搞出一套程朱理学来，所以理学就是静态的，满足并维持现状的，也最适合于统治者用来“维稳”，建设“和谐社会”的。
然而这静态的理学就像一潭死水，时间一长必然变得僵化，腐败发臭，堕落成一种越来越虚伪的形式。表面上冠冕堂皇，说得比唱的都好听，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这就叫做空话治国。空话治国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自然成了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最后当然就演变为空话误国。大清国在甲午战争惨败乃至爆发辛亥革命而亡国，无不是空话误国的结果。
相比之下，由于王阳明对太极的理解是动态的，所以他所创立的心学也是动态的。这种建立在太极运动之上的心学正符合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乾道，因此而表现出十足的阳刚之气，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精神。正是这种刚健阳光的精神使得古老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实现了伟大复兴，如一轮旭日般喷薄而出，光耀东方，也震惊了全世界。从此西方列强再也不敢小瞧东方人了，因为他们看到了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出的奇迹，而这奇迹本是来自于中国，来自于阳明心学。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让焕然一新的日本成为当时东方民族复兴的典范。一时之间，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蒋百里、周树人（鲁迅）等青年才俊纷纷留洋日本，寻求东方民族的富强之道。
日清甲午战争中慈禧太后的大清国与明治天皇的日本国之间的较量，不仅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这两种治国思想之间的较量，也是阴柔的坤道与阳刚的乾道之间的较量，更是空话治国与实干兴邦之间的较量。这一较量的结果证明了静态的，一潭死水般的“和谐”只是一种极易造成僵化、落后与腐败的伪和谐；而动态的，如太极转动那般周流运行不止，生生不息的和谐才是真和谐。
当然，这种运动在开始阶段面对守旧势力的种种阻碍应该是强烈迅猛的，否则不足以粉碎一切障碍。然而在進入正常状态之后，就应该是平缓、流畅的。因为长时间的剧烈运动，或者太剧烈的运动多会给自身带来伤害。从之后的历史来看，日本在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强国之后，如果能明智的适可而止，避免再次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那么日本的国运也不至于遭受二战中的挫折了。
虽说自强不息乃君子之道，然而万事都应该有一个限度。懂得适可而止，懂得从自强不息的乾道适时转入厚德载物的坤道，懂得在动静、刚柔、阴阳之间掌握好平衡的人，才算是真正理解了阳明心学，理解了太极的和谐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