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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放开言论自由对执政党没有多大害处

上周四(11月29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荷兰海牙的中国经济峰会上预测,由于中国的房产泡沫与隐性财政赤字,中国的经济危机几乎无法避 免。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根本的解决出路在于要实施政改,而政改的首步应该是放开言论自由。但他认为,新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将使政改十分缓慢。

“言论自由是呼声最强的,而且可以得到很多赞成和鼓励,让人觉得这个政府不错,所以它的影响很广。”茅于轼补充说,放开言论自由,其实对执政党没有多大害处,影响最大是贪污分子,“共产党也不喜欢贪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存在”。

贫富分化涉及到特权经济

茅于轼介绍说,中国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一大政治问题。作为自由派经济大师,茅于轼也大方地承认,市场机制会造成贫富分化。但他指出,中 国的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农民不能卖土地;但很多垄断行业(石油、银行、通讯、电力等国有企业)的工资特别高,利润大 得吓死人,你进不去。民众的怨气很大。“

与会的荷兰华人企业家、著名博主李剑芒,引用中国官方数据说,中国超过半数人口为农村人口,但他们的收入仅为城市人口的1/3。同时,在急速老年化的中国社会中,老年人的收入增长与社会其他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对称。

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解决中国贫富分化问题,首先是要”让机会平等“。”但这点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特权。高干子弟要白手起家很容易,可以向银行借到钱,可以向土地规划局要到土地······只要有关系就行了,这就是一个机会不平等。“

投资比重太高

茅于轼同时指出,在中国GDP分配中,投资的比重过大,造成结构性扭曲。中国2011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GDP的49%。茅于轼指出,其中很多并不是为了促进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拉动短期GDP指标。

投资比重过大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生产力过剩,但消费不足。2011年中国GDP收入分配的结构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48%,远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70-80%)。其中,家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35%。另一个后果是市场上货币泛滥。李剑芒指出,货币泛滥也让许多富人感觉不安全,为了寻求对财 产与未来的确定性,其中许多人有意向移民海外。他引用数据说,大约有300万中国人有移民海外的意向。

茅于轼分析说,造成GDP结果扭曲的原因是,政府权力太大。他指出,在1996年-2008年间,在中国财富分配上,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缩减了12%。这12%分别被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所占有。要改变,就必须进行政改。

李剑芒对此表示赞同。他补充说:“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原因是垄断,尤其是政治垄断。经济调节几乎已经穷途末路、无能为力了,要解决就必须政改。”

新领导作为较少

但茅于轼指出,中国政改的步伐将十分缓慢。他说,十八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没有统一的观点,每人都有各自的动机和愿望。同时,任何政改也都将受到利益集团(铁路、通信、石油、银行等垄断行业)的抵制。

他说,新领导在接班后会进行”小改小革“,但”最根本的是中国要变成一个法制的、人权的、民主的社会,这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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