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著名出版家。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出版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1996年1月退休，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等。
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等，译作有《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控诉法西斯》、《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三无”编辑编《读书》
沈昌文出版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编《读书》杂志。
人们还是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作家王蒙形容它是“一朵月月开放的奇葩。”观念开放、思想活跃，《读书》是个五光十色的舞台，老儒唱罢，新锐登场。
在《读书无禁区》中“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问之后，紧接着是一系列当时惊世骇俗的提法：“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言者无罪”，“费厄泼赖应当实行”，“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反对现代迷信”……人们也第一次从这里知道许多“海外奇谈”，诸如“第三次浪潮”，文学、语言学的新进展，一些闻所未闻的外国新著……
学者雷颐回忆说：“以前只有新华体、毛文体，沈昌文却创造了时代的‘读书体’。”
一批善文之士集聚在《读书》周围，如费孝通、金克木、吕叔湘、柯灵、李一氓、杨绛、王蒙、董鼎山、李子云、朱虹……新人也各有千秋，张隆溪的博洽，黄克剑的精到，何新的凌厉，梁治平的深广，黄子平的尖锐，甘阳的汪洋，杨沐的透辟……俱不让前贤，后继有人。
1986年主事《读书》后，老沈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沈昌文总结，办《读书》靠“三无”。无能、无为、无我——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
谈情说爱，请客吃饭，自谓“交际草”
金克木先生在著作界是有名的难办人。他学问广，架子也大，可是跟《读书》亲近极了，“你只要跟他谈得拢，临走的时候，手把着门环还要讲至少15分钟，讲不完。”“请他写一篇稿子，他马上就寄来五篇。”
沈昌文究竟有什么魔力？
他总结做编辑八字真言：“谈情说爱，贪污盗窃”。
“谈情说爱”指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些过硬的私人关系为老沈后来在三联出版图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无形资产，发现选题线索，好稿子自然而然就来了。
“《读书》服务日”是老沈“谈情说爱”的经典模式。
他起先凑热闹，学着别人办“沙龙”、“俱乐部”，但“依我多年在‘阶级斗争’风浪中的熏染，觉得这些名义都不保险，每次这类集会都好像在做地下活动。”
如何可以搞得？正无奈时，某日看到电视机厂在搞“售后服务”，老沈灵机一动，忽然悟到“我们的‘衣食父母’，无论作者读者，都是顾客。彼可售后服务，我辈文化人岂不可乎？”于是某年某月，正式打起“《读书》服务日”招牌，大大方方地干起来了。
“《读书》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张桌子，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
老沈和几位同事此时既是跑堂，又是东家，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
“服务日”里有些是常客，每月必到，譬如王蒙；有时也有洋人驾到，老沈只当他是来采购东西的顾客，心中并无“里通外国”的畏惧；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家兼文化人光临，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印象最深的是牟其中——“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换飞机和炸山的事大家都知道。”当其未最发迹和未最倒霉时，常有此等豪举，老沈也觉得却之不恭、受之无愧。
后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谈情说爱”如故。三联的年轻编辑，私下里给他一个雅号：万人迷。
作家龙应台从海峡那头来，带着儿子安德烈，沈昌文借三辆自行车，三人同骑，畅游京城。这样的“谈情说爱”，怎能笼络不住作者的心？
沈昌文的第二个绝活是请客吃饭。
他曾出过一本随笔集《最后的晚餐》，他说：“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而当我以后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饭。”
王蒙说沈昌文：“在发展北京餐饮营业上作出了贡献。”
“我编的是小刊物。当年，我们编辑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厂房，不成体统。本人忝为主编，文房四宝之外，斗室之内有三样不可少：冰箱、电砂锅、咖啡壶。”电砂锅里炖的是红烧肉，冰箱里冷藏的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几杯小酒落肚，吃饱喝足，这样之后再来看稿改稿，沈昌文形容是“如得神助，灵感迭现”。
自谓“交际草”的老沈，上小馆更是家常便饭。
总经理一挣钱就紧张
沈昌文1931年出生，1932年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三联书店。半个世纪后，他接过了韬奋先生的担子。1986年1月1日，沈昌文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
虽然做了总经理，可手头没钱。上头拨给国营出版单位的30万元经费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某年某月某日，老沈拿着某前辈的一封介绍信，“去中信见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老沈老实告诉王军，三联书店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100万元”。
王军的反应是“笑了一笑”，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一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说：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1000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次未果的融资。现在回想起来，老沈还是觉得懊恼又滑稽：“哎呀！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呐。说出100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1000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1000万的出版规划……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所谓小打小闹，也是自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里，三联书店理所当然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版《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戴尼提》等，轰动一时。《宽容》初版15万册，《情爱论》初版120万册。后来出版的著名图书还有蔡志忠漫画和金庸小说等等。
不过当时正处在“计划经济的尾巴”时期。老沈一挣钱就紧张。“以三联的牌子，出书当然不会赔。但我真是非常害怕说赚钱。”他说，“比如计划利润是100万，可意外畅销赚了300万，就非常紧张了。因为多出来的得上交，上交了上头也不念你的好。我就想方设法给作者预付稿费，算是长期投资。有长期投资才有品牌，有了品牌上头也让你三分。”
沈昌文总结自己在三联书店的成就，不是挣钱，“无非是出了些书，盖了一栋楼”。不过，他这个总经理没有在美术馆东街这栋大楼里工作过一天。
自称“懦弱”好删书
沈昌文自称是个“懦弱的人”。
他受陈原教诲，决不“哪壶不开提哪壶”，“顶风作案”不敢，“冒险踩线”不敢。
老沈年轻时跟名编辑朱南铣学业务，朱先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红学专家，笔名“一粟”，古文、英文、德文都非常好，常带“小沈”上小饭馆吃饭，边吃边讲文坛种种故事。他饮酒不喝到醉卧马路不止，沈昌文只能想办法把他抬回来。这类知识分子叫做“放浪形骸”。老沈还是不敢。
沈昌文有时首鼠两端，想挣钱，怕招事。于是他爱删书，翻译书删得更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差点被老沈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读者写信来骂，老沈做缩头乌龟。屁股决定脑袋，他不拿三联这爿老店、店里数百人的生计开玩笑。血荐轩辕的事儿他做不来。
这事还惹怒了出版界前辈范用，范用写信公开与他决裂。“有名的事件是巴金的《随想录》香港版删了的部分，他居然要全部恢复，当时让我们大吃一惊。”
依常识做事，依常识悦人
从上海银楼小学徒，到三联书店总经理，听着不凡，实际简单，就是依常识做事，依常理悦人。
早年，因家贫而被阻隔于正常社会，就“从板缝里看世界”；
学徒时，要改变命运，就多进课堂，广泛求知；
进京后，要为领导当好秘书，就要熟悉他们的脾气、喜好和工作方式；
运动中，要想不陷于被整肃的境地，就不能不积极表现，紧跟形势；
编《读书》了，觉得自己“无能”，就向有能耐的人求助；
刊物受管理部门批评警告了，就去作检讨，赔不是；
当领导了，想为同人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就筹划盖新办公楼；
过去保护、扶持过自己的领导后来有了误解，又不想解释，就顺其自然；
所有这些，都是在常识层面上。最笨的办法可能是最聪明的办法。天下聪明人何其多？沈公应该是一个。他没有被聪明所误，道理既深又浅，就是他始终守着常识做事做人，即便是总结一生做“编辑这买卖”的经验，也只是说：“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
还是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