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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搓报刊的红帽子

这场改制直打得鸡飞狗跳,那些被改制的官家报刊哭天抢地,纷纷宣示自己的重要性,表示誓死效忠领导,不愿离开体制。而此前10多年,包天仁、王彦就想自力更生,不给政府当包袱,却遭到百般蹂躏,此情可叹。

包天仁这个名字不好,太张扬。你把天下都包了,怎不惹旁人嫉妒?

30多年前,包天仁是吉林通化市少有的外语老师。1985年,包进入通化师范学院外语系。1990年,包天仁创刊《英语辅导报》。此报发展迅猛,有种说法,通化市有“一棵参、一瓶酒、一张报纸”,酒就是通化葡萄酒,纸就是《英语辅导报》。包天仁说,“在这个边远山沟里能干出这么一张有影响力的报纸,它就像个怪物,经营好的时候,发行量1000多万份,累计纳税近亿元,有一年就交了1600多万。”

但体制规定,报刊出版需要主办单位,因此《英语辅导报》是作为通化师院的校报诞生的,必须戴上红帽子。

包天仁认为《英语辅导报》是自己的报纸,总想收到自家兜里。几经折腾,2000年12月,通化市国资局出具了一份对报社净资产量化处理的意见:“包天仁的智力劳动因素在报社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可以量化给包天仁60%左右,约为1680万元;报社专营权属师院,可以量化给20%左右;在报社发展过程中市政府给予减免地方税270多万元,可以量化给市政府10%左右。”另外,在编职工给予5%左右。

此举夭折,可能是受了王彦的拖累。王彦是《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的创始人,1999年,王与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争夺产权,最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新闻出版总署、财政部等联手一剑封喉:两报属于国有资产,报刊创办时若有个人、集体自筹启动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

这是什么意思?——任何个人或机构,都甭想打报刊的主意,投资可以,获利也可以考虑,但休想成为老板,休想掌握舆论。

折了一阵的不仅是王彦,还有托普集团。2001年年中,成都官方下令《商务早报》和《蜀报》停止出版,一张新报纸《成都日报》在7月11日诞生。

据报道,《商务早报》和《蜀报》在成都原先的7家报纸中分别排在发行量和广告量的第三位。托普集团在2001年春节后对这两家报纸各投入了1000万元的资金,加上它所凯觎和进入的《四川青年报》、《天府早报》及某文化报,希图借以建立其在成都的“媒体王国”。这种豪放做法,被认为是引发本次两报停刊的导火索,也使得托普集团成为报业整合中最大的牺牲品。《证券时报》说,一直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托普集团此次遭遇了行政之手的狙击。

2000年前后,可能是官家对报刊私有化的最后一场阻击战。

当年,包天仁虽然也折了一阵,但雄心不改。2009年底,包天仁个人出资成立通化天仁报业有限公司,以200万的价格,从《英语辅导报》名义上的产权单位通化市财政局和通化师院手中买下了产权。“当时的省委书记王珉为我们报社做了4次批示,还来报社视察,确定我们做试点,先改了,早点上市,做样板。”包天仁说。

但好事多磨。2011年5月,通化市政府工作组进驻英语辅导报社,宣布成立新的社委会,并称“原社长包主席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再适合做社长。”工作组审计查账,“列了我几大罪状,在宣布免职前,他们找我谈话,说马上就可以抓我。”包天仁说。

《英语辅导报》是包天仁自己干起来的,国家没投入一分钱,是不是能拿国企的标准来查?但没办法,谁让你戴上红帽子?法律不保护你。

只是,官家原本想抢一块肥肉,但哪料到,后来肥肉已经成了腊干,上面满是绿毛。2008年时报社很滋润,有几百万盈利,准备上市,此时却是5000多万元的债,拖欠员工工资数月,员工上访市政府。没辙,2002年5月,由工作组任命的报社执行社长提出辞职,报社又丢给了包天仁。

其实,此时天下已大变,新闻出版总署也正在推动对非时政类报刊按照企业方式的改制,“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内容的,其实不用管的。”一句话,甩包袱,不能再让行政和国企无休止地输血了。就像中石油,也是在2000年前后跑马圈地收加油站,如今不赚钱了,就憋着把小加油站承包出去了。

报刊这场改制直打得鸡飞狗跳,那些被改制的官家报刊哭天抢地,纷纷宣示自己的重要性,表示誓死效忠领导,不愿离开体制,以及体制的父荫。而此前10多年,包天仁、王彦就想自力更生,不给政府当包袱,却遭到百般蹂躏,此情可叹。

他们本是改革尖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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