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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1)

1950年秋,我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拼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能影影绰绰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闪烁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坑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翻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二支队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得走不动了,天亮再走。”“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力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毛骨悚然,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班长带着那个小李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敌人。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对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支队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

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是一座被炮火摧毁成疮痍般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在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团呼呼睡去。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弓着身子睡觉,老吕叫醒了他,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惺松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话语是冷漠的,也许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已见不到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了。我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了人数,9个。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答理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支锅升火,只为大家烧开水。这场战役一开始他们就不再造饭,现在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给大家补充水分。挑夫班长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鼓鼓的东西,到了灶前,他提起麻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的老苞米芯子,盛了满满一锅。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芯吃。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嘴里接二连三地在咬虱子,卟哧卟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此时,我身上却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劲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炸响,我感到一种惬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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