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说吃饭问题。由于情况愈来愈严重，偷馒头票乃至偷食堂馒头的事便屡有发生，尽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单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学又是我老同事还是本家的“孙记者”，一次外出回来迟了，他迳直到大堂后面去买饭，恰好没人，便顺手牵羊在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真叫运道不佳，临出门被人逮个正着，这下糟了：“搞宣传的还干这种丢人的事？”“还是省委机关的，连百姓都不如（这话说的，百姓都不如机关干部？）”可怜这位本家连续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检查且不说，最后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票子也丢了。我们部门的老领导吴仲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担保，才算没有把这位1958年的北大毕业生扫地出门。我自然也是发了言的，无非是有辱斯文什么的，可能没有什么过激的话，我是想，一并非有意为之，二毕竟是馒头票太少，肚子太饿，加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了一个馍弄得大家没脸面。记得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关于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为偷面包被人当成贼而痛打了一顿，我读到这里好象总是很同情那个流浪汉，这或许就是我不断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谁不艰难，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困难时期”下放到农场劳动，一次回到省城，刚下汽车，在教育厅给我打电话，那颤抖的声音听着就有点不对劲：“老孙吗，我是某某呀，你能想办法弄点吃的东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农村的家时，才知一个儿子已经饿死，另一个出世不久的女儿由于家中无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烧死，这是怎样的惨剧呀！
绕了一圈，现在再说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东部农业区有个叫“民和”的县城，滔滔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静静的湟水则从北面将它和甘肃的永登县分开。这里的气候是全省最好的，这里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这里的交通是全省最发达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兰青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是它第一次歇脚的大站。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青海的“粮仓”，盛产小麦、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于水果品种之多，恐怕初来乍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间，到此地来采访的趟数少说也有十好几回。
这一次，我到了一个浅山（本地称呼，即半山）地区的生产队。这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建议不要宣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实际上，农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伙，“吃饭不要钱”的美梦似黄粱一样成了笑谈。现在，当农民有了自由吃饭的权利时，却完全没有了自由吃饭的可能：他们被彻底的剥夺了，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没有，真正的要从“另起炉灶”开始。我多次在农村采访，毕竟对农村的情况还有所了解，出发前，我就作好了精神准备：“自然灾害”已经连续三年了，城里干部的日子都不易，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更加艰难，加上正是青黄不接，那困难恐怕难以想见，那里的农事活动还在正常进行吗？那里的社员家中还有粮食吗？他们还有“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吗？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农民的身体状况乃至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设想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想到此次会碰上人吃人这桩让我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里一辈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特别是后来当我悄悄告诉我几个好友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向领导汇报……更加使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历史真实，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是有意要让后人在遗忘中抹去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呢，还是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和狂怒！这些饿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觉得有些异样。历来到农村采访，在找到支部书记或者队长（即现在的村长）后，一般总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这也就是吃饭的人家，可是这一回却安排我和一位饲养员住，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像钱柜那样的桌子和一铺同样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里的霉味、牲口的尿粪味扑面而来。队长把我领到之后，交代说，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简直就是“木”，一个有些佝偻的满脸黑乎乎的老头）将就着吃吧，粮票和开支（指伙食费）也给他吧。刚要转身，又说，这粮票其实也没啥用，乡里又没粮店，不给也行，多给几块钱。抬脚刚往外走又补充说，明天，你要是参加队里劳动，中午有二两炒面。说完就走了。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竟有“炒面”？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燕麦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我试着吃过那种“食品”，无法下咽，粗糙得似乎会把你的喉咙刺破。可为了这二两“炒面”，大家还是会拿着一个碗或者一个布袋，去排队，去等候。看那场面我直想落泪。
夜里，在同老慕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啥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叫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那你日子乍过的？”他回答说，我嘛，一世就我一个，队里照顾我，有啥好吃的，总记着。这不，还有几头牲口在这儿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给牲口捅刀子，公社来人按“现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说，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给饿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几两肉吗？这小子可忘了，几百号人，全指望这几头牲口呢，没有了牲口，你说，庄稼人还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了这个村子，或许更是担心别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可能干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和残酷……
那时的报纸，从省报到中央各报，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要是说了点肚子饿甚至饥荒之类的话，那必定是“反对三面红旗”，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只看到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等等。那时农民有句特别形象特别精彩的话：“报纸上的字（指大标题）越来越大了，碗里的糊糊越来越清（稀）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听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里的清汤照着天花板上的字（农村多用报纸糊在天花板上），越来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几十年后，非官方公布的资料中说，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万，其中4000万是农民（据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进》），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如果按总人口比例计算，那么青海应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样一个比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有时我想，每个个体生命一生的遭际怎么那样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简直难以解释，然而，有谁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竟会如此惨烈地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亲”的怀抱里，而且让老天爷承担了罪责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隐瞒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后，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初步好转，当然，食品的供应还是极其有限，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亲历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说明这种状况：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食品店买东西，进来一位老婆婆，她看见店里摆着一些鸡蛋，便对营业员说，想买几个鸡蛋。营业员问老人，有证明吗？老人问，要什么证明？营业员说，出生证呀。这时，老人一脸失望地说，我都六十多了，那东西早不知道扔哪儿了，要知道那纸片片能买鸡蛋，还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也多少显出了心理上的些许宽松（多长日子了，难见笑脸了）。那时，许多机关，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别是“高价”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后来才听说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体是15元一斤（500克），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斤。记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过之后，晚饭后经常出去散步，出门时我买二两糖，每人可得七颗，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于是调头，再由他买二两，刚好到家吃光。当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负担不起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块嘛。不过，这个聪明的抑或无奈的政策毕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肿大大减少了。就在这样的时候，报社领导还是省上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农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迎接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这又是一个春天。我受领导的派遣，“带着问题搞调查”，又一次到了民和县。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川地的生产队，在湟水之滨，兰青铁路正好从她身边划过。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园，那盛开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是到了另一个神话世界，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在我记忆里，怎么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叫做“川口”的那个我已经来过多次的地方吗？我怀着极大的兴奋，一步步朝果园深处走去，很可能，还哼着什么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会下意识地哼哼曲子，高兴时，难过时，都会这样）。在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棵银杏树），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轻声轻气地问她：“阿奶，干什么呢？”她回答说：“看园子呢。”声音很细很小。我又问：“队里的还是个家的（本地话，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队里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说，困难的地方允许土地承包，说这叫“放宽政策”。这“政策”一“放宽”，竟然面貌立即大变，我因此而常常纳闷：“放”了就“活”，否则就“死”，这叫什么“政策”呢？我把领导提出的“现在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问这位阿奶，听到的回答却让我半天回不过神，她望着我，一脸的不解一脸的无助，好一会，才说：“同志啊，我想吃个馍啊！三年啦，没吃上一口干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描述这句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个馍呀！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想吃个馍”这句话还时时在我心头回响，每当我懈怠时奢侈时忘乎所以时，那一定是忘了那个老奶奶，而当我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这个执政的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时，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样的瘦弱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张破旧的小凳子上还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她终于吃到一块干粮了吗？
我可爱祖国的可怜百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