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重提，最好不止一次去提，为了铭心，为了昭示。
1942年，河南一场旱灾，致死300万人，致使300万人逃亡，灾难深重。
然而，更可怕的是，很少有人或者典籍提及这段历史。
二十年前，因为发生在河南的这场灾难，刘震云写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他最看重的一部作品之一，呈现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沧桑历程，最终,这段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即将搬上银幕。
尽管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段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灾难的幸存者和见证者正一个个离世，他们每走一个，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就被稀释一点。
历史需要记忆，记忆需要记载，而只有记载了才有更多的机会被后人重提，无论这种记载的方式是小说、电影还是新闻纪实。
《河南商报》试图通过报道的方式，抓住这段历史的尾巴，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用自己的方式，让历史归档。
“1942年就是民国31年，你查民国31年就是了！”
说这话时，河南商报记者正在去省档案馆的路上，在马路边等红灯，接到了郑州铁路局工作人员的电话，此前已拜托他们翻翻内部档案。路人听得“民国31年”，齐刷刷地盯着记者从头看到脚。也难怪，这是个多陌生的数字，自然也不会有人想起当年那场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饿死300万人的大饥荒。
【被“轻易”遗忘的那一年】
这是有意或无意被遗忘的一年，也是交织着饥饿、恐惧的一年。
在历史文献上，很难找到这一年的翔实资料。有关部门对相关数字，也是欲说还休。这一年，也即1942年。我们的故事从1942年开始，从刘震云的小说开始。
今年底，冯小刚筹划了十几年的作品——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拍摄的电影即将上映。电影反映的是发生在1942年河南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而由于当年的种种封锁，除了极少数人为这场大灾难留下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宋致新和部分研究灾荒的学者外，鲜有人对此专门研究。
1942年大旱，河南饿死超过300万人。时隔70年，大多数亲历者已经去世。河南商报记者历时两个多月，查阅相关资料，希望能在发生这场灾难的河南，追寻到那段历史留下的痕迹。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灾难，又为何被深深掩埋？在河南，包括官方资料，还能找到多少痕迹？
【气象部门：无记录】
1942年大旱，在气象资料上没有任何记录。
河南省气象台听到问起“1942年”，直接就回绝了：“我们的气象记录从1952年才开始，之前的都没有。”
那省档案馆会不会有？工作人员在看了厚厚一叠档案编号后，回答得一样：“1952年以后才有气象档案。”
《河南省志》倒是有两段记载，前后不过三百来字：“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末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末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
其后列举了通许、伊川、偃师、汝阳、密县、郑州、尉氏、许昌、睢县、西华、桐柏、南阳、唐河、新蔡等地情况，所用词大多都是“大旱”、“秋绝收”，再无其他。
【铁路部门：无记录】
在这块土地上无法存活的人，选择了逃荒。
当年大规模的逃荒，除去极少数往北边、南边跑的，大部分是顺着陇海铁路，西逃陕西。
当时，郑州已是铁路枢纽，陇海、平汉铁路贯穿，但平汉线在日军侵略期间被破坏殆尽，仅余陇海铁路尚存部分运力，而当时报纸记载，每天有数千人聚集洛阳火车站。
铁路部门是否留有资料？我们找了郑州铁路局工作人员王春雷。三天后，河南商报记者接到了他的电话：“民国31年的档案找到了。”
厚厚的《铁路年鉴》和《陇海年鉴》尘封已久，纸页早已变脆发黄，需要轻轻掀起，才不至于碰破，但五六本翻下来，多是记载铁路修建、人员编制等情况，对于这起逃荒事件，只字未提。而“民国31年”的大事，是宝天段铁路局成立，孝感至汉水埠铁路支线通车。
看记者一下午无所获，管理档案的杨工似有愧疚，慌忙解释：“这可是全部东西了，铁道部修志都是在这里查的。”他又补充一句，“你说的1942年大旱，这应该是个社会事件吧？和铁路关系也不是很大。”
【一场大旱，饿殍300万】
河南省抗旱救灾防御协会原秘书长管志光，主编过一本近代河南历次灾情的书，其中提到了1942年大旱。据他回忆，当年曾经走访了一些地市，了解过这场惨烈的灾情。
听到我们谈话，管志光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死了300万人，真有那么多吗？咋统计出来的？”
事后，河南商报记者在《河南省志•人口志》上，查看了一下前后人口的对比。1940年，河南人口是3067万，1942年2798万，1943年2595万，到1944年，2471万。这四年，人口减少了596万，减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1942年饿死300万人以上，是目前学界给的大致的数字。
饿死300万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从1840年算起，即便是在人人谈之色变的光绪三年（1877年），连续大旱三年后，河南的人口最多也就减少了182万。而1942年，豫北、豫东已经沦陷，死亡人数无从得知，剩下国统区半省大旱一年，便饿死了300万人。
【留在历史角落的真相】
还好，河南省档案馆依然有档案留下来。
这里虽能查到当年的灾情统计、国民政府官员的汇报和救灾措施，但到底灾情多严重？真实情况如何？
2005年，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宋致新出版著作《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收录了20万字的原始资料。包括当年三个记者的报道：《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前锋报》记者李蕤、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这些报道真切生动地告诉我们，灾荒中具体的影像。
河南商报记者在河南省图书馆报刊部，查到了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
这场轰动一时，导致张高峰下狱、《大公报》被停刊3天的报道，静静躺在报纸第二版的下角。前后不过六千余字，却承载了当时河南3000万老百姓的生死。
其他的资料，我们身边还有没有留存？
《河南文史资料》，曾长期由袁蓬主编，他是当年南阳《前锋报》编辑。因为当时严厉的新闻封锁，《前锋报》是唯一报道灾情的河南报纸。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河南文史资料》主编时，组织了大量钩沉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文章，在他的支持下，《前锋报》记者李蕤（当时署名“流萤”）关于灾区情况的系列报道《豫灾剪影》得以重见天日。
找到《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却得知袁蓬先生已经去世。但根据《河南文史资料》目录，河南商报记者发现了当时《前锋报》的报道，及大量经历那场灾荒的人员的回忆文章，其中不乏国民政府大员。
也只能查到这么多痕迹了。通过这些文字资料，以及相关当事人后代的回忆，资料虽然少，但已经能够告诉我们，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透过那些照片和文字，70年前的人间地狱般的河南，如在眼前。这块土地上的人，当年承担了最多的苦难。抗战期间，河南一直“兵役第一、征实第二”，河南农民们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保卫国家，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捧出来献给国家，自己啃着草根野菜，而让人前心凉到后背的是，1942年300万人的死亡，天灾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多的是人祸。
也就是说，我们有数百万的父老乡亲，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被“掩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