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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的香港理论:宜兴的茶壶

北京背离李瑞环的茶壶理论,香港政策失败,把责任推给被极度夸大的「港独」。

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次谈话中,李瑞环把香港的治理比作「宜兴的茶壶」——茶壶中的茶渍才是名贵所在,不识货的人刮掉它,反而毁了茶壶的价值。

这段讲话在香港引发了高度的共鸣。主权的交替即将发生,香港人对未来半是期待丶半是惶惶。不错,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然取得惊人成就,但这个制造了大饥荒丶发动了文化革命丶又在六年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青年的政权,一定不会把这套方式引入香港吗?即使它不使用暴力,这个满口教条的党能明了香港人对民主丶自由丶法治的感受吗?它又能克制自己偏执狂式的控制欲,让「港人治港」吗?

时任中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的讲话,让很多人获得一时宽慰。这个准确的比喻,令人觉得至少党内的开明人士仍能把握到问题的本质。

十七年过去了,北京部分遵循了诺言,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它也动用自己获得的庞大物质力量,来帮助香港保持繁荣。但在政治上,似乎再没有一位领导人能发出「宜兴茶壶论」式的论调。它一方面意味中国崛起给北京带来的傲慢,不再需要敏感於香港的感受;另一方面,它也表明着政治能力的显着衰败——伴随着早期领导人的离去,极权系统难以生产出富有洞察力的新人。

国力的兴起与政治能力的衰退,造就了今日中国的面貌,而香港则成为这种症状的最佳折射。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中,胡锦涛对於港澳部分的发言在香港引发了一阵惊恐,香港人的民主诉求丶对中联办日益明显的干预表现出的不满,被北京理解成「港独」力量。这是极权政治再熟悉不过的论调,它把任何不同於自己的声音视作异端,把异端又视作敌人,而不断创造敌人,则是它保持自身权力与合法性的方法。在昔日,当你创造了「阶级敌人」丶「幕後黑手」这样的概念时,也意味着你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失败,全都推给这些力量。而在香港的问题上,当北京使用出「港独」来形容不满声音时,也表明北京不承认自己在香港政策的失败与技穷,把责任推给即使不是无中生有丶也是被极度夸大的「港独」势力上。比起李瑞环通过茶壶理论来强调「两制」,胡锦涛的讲话则明显着重於一国。

此刻的香港(西藏丶新疆丶台湾亦然),这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边缘地区,如今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极权力量,它虽然衰竭丶仍旧强大,你可以从十八大报告中弥漫的意识形态腔调中感受到它,这种极权式思维仍试图压制一切不同声音丶不断制造敌人。另一方面,中国崛起造就了新的帝国诱惑,这帝国也充满了规训一切的愿望,它对於边疆保持了本能性的恐惧与怀疑,忧虑它成为包藏反叛的据点。极权与帝国的冲动,都是难以控制的,它总倾向於不断累积丶扩张自身的权力,直至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不论「宜兴茶壶论」多麽巧妙,它也不再适合於此刻的香港。北京的新一代领导人有可能表现出更多的政治技巧丶或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这一代接受过八十年代的举蒙运动),但香港已不是十七年前的香港,它需要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更为彻底的民主体制。北京和香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体制上的对冲,无法仅仅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多年前,香港的民主领袖李柱铭也做过茶壶式的比喻,他说:「香港民主有如日本料理店的纸门,谁想硬闯,没人可以阻拦。不过若懂得尊重,就会先敲门,获得门内首肯才入内。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亦如此。」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北京的大员们粗鲁地清掉茶垢,大脚踏破纸门,还理直气壮。当他们创造了「港独」这样的名词时,一定不知道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的警告,语言是有魔力的,你说出了它,它就会缠绕着你。就像一九九六年的导弹演习把台湾向外推一样,「港独」的讨论则让香港的心离北京更远,在两边筑起新的籓篱。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原文链接:許知遠:茶垢與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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