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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人权的守护者: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

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不仅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国名的提出者,而且是美国与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民主革命的推动者,更重要的是天赋人权这一理念的守护者。

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之后,当时的北美人并未下定革命的决心。正如这些年有人散布的“总书记仁慈,政法委暴虐”的观点,“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当时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犹在宣称完全忠于王室,依附大不列颠。在华盛顿坐首席的军官餐厅里,每天晚上都要为英王的健康干杯。大多数北美人依然认为,这时从英国独立出去建立共和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无异于让历史上那些混乱、灭亡的惨剧在北美重演——远如古罗马,近如波兰。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如本杰明•罗什、约翰•亚当斯等人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独立,独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们为种种现实利益所限,又不敢公开呼吁。可是战争却在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局面:战争在持续,但战争的前景却模糊不清。可以说当时的北美大陆只有战争,没有革命。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来自英国的潘恩的发表了他的《常识》,从此这场战争才获得近代意义的革命内容和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1776年1月,潘恩《常识》出版。他不仅呼吁独立,而且还喊出了共和的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以这一口号为标志,独立战争的内涵获得了崭新的涵义。北美人民从此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仅是为十三州本土而战,而是为开创共和政体而战,为民主革命的新时代而战。这样,长期纠缠不清的独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论争就此结束,战争的前景迅速廓清。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不出三个月,发行12万册。总销售量达50万册。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当时在许多乡村茅舍,如有幸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可是如果拥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识》。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华盛顿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

潘恩《常识》并不是具体评论北美与母国的关系,而是分析人类组建政府的各项原则,抨击包括英国制度在内的各种君权制、世袭制。潘恩一再强调:《常识》中有关共和政体的观点要比呼吁独立的那些论述更有价值。他后来写道:“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我本人对它就不会有这样经久不息的热情。独立之后,继续前进,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写作时考虑的首要原则”。潘恩把独立与共和联系在一起,把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和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把北美独立战争推上了那个时代的巅峰,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奠定了实践典范。

《常识》出版后,潘恩投笔从戎,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上前线作战。1776年8月,英军在长岛登陆,继而占领纽约。美军一退再退,士气低落,纪律溃坏,几至瓦解。战局危急,国运维艰之际,潘恩应华盛顿请求,又一次拿起了他鼓舞人心的利笔,在行军旅次中,以《危机》为题,连续写作多篇战斗檄文。1776年圣诞夜特仑屯战役前,华盛顿命人于军前朗读潘恩的《危机》,士气大振,于是挟此士气一举渡河,大胜英军,从绝境中挽救了美国革命。

潘恩曾写道:“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能共享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人,在这场危机中将在为国服务中退缩,可是现在能够抗住的人,应该受到男男女女的热爱和感谢。暴政同地狱一样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们可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得来的胜利越便宜,赢得的尊敬就越小”。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遭到保守派的口诛笔伐,回到故乡英国的潘恩再次以笔为剑,投身革命。他在伦敦出版《人权论》,激烈抨击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引起海峡两岸舆论界的轰动,为法国《人权宣言》之先声。《人权论》一书是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它并没有局限于逐条批驳柏克的论点,而是把英国十七世纪革命和美国、法国的十八世纪革命相比,强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先进性,以及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的血缘联系,鞭笞英国革命,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保守性。他使读者看到,他和柏克的分歧,不是两个人的论争,而是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对话,是人权与君权的对话,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是新世纪与旧时代的对话。他不是一般地阐述法国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一个比柏克视野远为广阔的背景上,突出勾勒法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冲破了当时笼罩于整个西方思想界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深入骨髓地批判了这一政体,给当时还处于摸索状态的法国革命指明了共和主义的崭新方向。在这之前,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孟德斯坞、狄德罗等一直在教诲人民追随英国榜样。卢梭虽然提出了共和制理想,但由于他片面否定代议制,崇尚直接民主制。结果却把这一理想封闭在小国寡民的范围内,封死了在大国范围内加以实现的可能。《人权论》一书超越了他们的这些局限。它在批判英国政体之后,向法国人民详细解释了美国共和政体试验成功的经验,即抛弃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获得一种能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近代共和政体。潘恩说,这一政体已在比英国本土大十倍的美国试验成功,法国人没有必要继续犹豫观望了。他们既不必迷信英国政体,也不必为卢梭式的难题所困惑,应该起而仿效美国,建立大国共和政体。

《人权论》一书在法国激起的反响一如当年《常识》在美国激起的反响。各种政治性俱乐部以自己的经费在穷人中散发了3000余册。罗伯斯庇尔在他自己创办的专政刊物《宪章捍卫者》1792年6月号摘要转载了《人权论》,热情称赞潘恩“是一个人类权力最雄辩的辩护者”。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加莱、索姆、多姆和瓦兹四郡不约而同都选举潘恩为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加莱还特意派了一位官员去英国通知这位外籍议员已光荣当选,并写信相邀,热烈呼唤这个“人民之友”去和他们一起共图大举。后来的史实证明,《人权论》对法国革命转变方向起了巨大作用。

《人权论》出版,对英国思想界的意义难以估量。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发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间的这场大辩论,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论战”。到1793年底,《人权论》已销售或免费散发了大约20万份。以持论严谨著称的英国《年鉴》杂志也承认:“对这本书的热情是无法形容的。它被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阅读,特别是在那些大工业城市,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是如此"。在设菲尔德,磨刀匠用下列新词填进国歌,走街串巷吟唱:

“上帝保佑伟大的托马斯•潘恩,他的《人权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确实,与其说潘恩是一个英国人、美国人或法国人,更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生的世界公民,天赋人权这一理念的终生守护者。潘恩在法国参与起草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他热切地希望法国成为整个欧洲的表率与代言人,“她应该为所有民族讲话,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还写下了《理性时代》一书,书中反对基督教会的教条,主张理性和自由思考,公开宣称“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唐代文学家韩愈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潘恩其人,可谓“得其道而不敢独善其身者”,故上天“尤择其善鸣者假之鸣”。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潘恩曾先后担任过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秘书、法国国会议员等高位。就连拿破仑都曾访问并宴请过他,并亲口对潘恩说:在他枕头下总有一本《人权论》,每晚睡前必读。这位后来的法国皇帝甚至还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若潘恩能随波逐流,与时俱进,高官厚禄唾手可得。然而潘恩的择善固执让他昔日那些位高权重的朋友纷纷离他而去。潘恩究竟为谁而鸣?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这个世界,为全人类而鸣。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身为外乡人而在美国揭露同事假公济私的潘恩被新贵们赶出政府,成为失业者。《人权论》引发的巨大影响触动了英国权贵,令潘恩险遭杀身之祸。在祖国英国,潘恩受到缺席审判,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他的作品也被禁。在法国担任国会议员期间,正直敢言的潘恩得罪了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山岳党,遭陷害锒铛下狱,险些被昔日的革命同志送上断头台。而他曾为之奋斗而建立的美国从总统到大使都对这位开国元勋的不幸落难袖手旁观,直到换了门罗担任驻法大使才把病倒在狱中的潘恩营救出来。回到美国之后,因曾写书抨击教会思想专制的潘恩又被众人视为不敬上帝而遭冷遇、孤立甚至枪击。晚景凄凉的潘恩最后在贫病无依中死去,葬礼门庭冷落,就连遗骸也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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