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摄影：佐渡多真子)
问：记得在2006年3月，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了给胡锦涛政权提出政治改革意见，召开了一次非公开会议。您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希望将来中国能够实现“多党制、新闻自由，真正的民主，以及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
贺卫方：是的。现在，胡、温等人第二个任期已经接近尾声。原本民间期待他们可以在政权稳固后有所建树、做一些能够改变中国的事情，但是事实却毫无进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当机立断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并且在短期内取得了成效。与那些不经过民主审议就无法推动政策的发达国家不同，当时中国一党统治的优势尽显。当欧美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之时，中国的GDP又超越了日本，并利用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始在外交场合活跃起来。中国还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但这些成绩反而变成“无需急于推动复杂的政改”的借口。
另外，负责实际执行巨额经济刺激政策的国有企业变得比以前更为“强大”，改革开始“开倒车”。据说有的党政官员贪污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这就是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结果。甚至出现了“市长经济”这一新词，讽刺政府在经济领域权限过大，根本不能称作“市场经济”。
问：还有一个原因呢？
贺：还有就是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时代就像祖孙一样，毛处在一个非常强势、很有权威的地位，他说做，那无论好坏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因为他拥有绝对权威。而邓小平时代则像父与子，邓要考虑一部分老人的想法，但大体上即使意见不完全一致也还能控制局面。
但是胡锦涛时代却明显不同。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看起来就好象是兄弟，胡是兄长。每个人分别主管人大、宣传、治安、经济等领域，并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拥有很大权力。但这样兄弟之间很难坦率地进行讨论，似乎也很难去插手别人分管的领域。虽然现在不太可能发生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错误，但另一方面也不太容易在相关领域采取大幅度调整。那么对于体制的核心问题、料将遭受巨大阻力的政改问题也就没能着手进行。
问：最高领导人的确定也反映了这一点吧？
贺：毛泽东那个时候，接班人完全由他自己指定。邓小平也是钦点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现在越来越难以判断是谁在做决定了。于是有些人就会认为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指定接班人，所以觉得“自己才是合适的人选”，从而对人事任命心生不满继而起来斗争。例如因巨额贪污和滥用职权等被开除党籍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确实很有个性，但他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在市民中也好，在国内外也好获得很高的人气，从而让别人觉得自己很适合做领导人。他使尽种种手段，不就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参与到这个游戏中吗？如果不占绝对强势地位的人在私下里指定最高领导层这种选拔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这种因权力斗争而产生政治混乱的情况很可能还会重演。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就应该让更多的党员参与到选举领导层的过程中来，并将选举过程公开透明化。
问：贺教授去年4月发表了题为“为了法治，为了心中的理想”的公开信，批评薄主政重庆期间在打黑行动中无视法律，进行非法逮捕和审判，对薄的“文革重演”进行了猛烈批判。听说贺教授的父亲就是在文革期间自杀身亡的？
贺：那个时代，有类似经历的也不止我一个人吧。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当时的教授和学生都深有体会，觉得不能再容忍领导人的专制。在薄熙来倒台过程中，我和朋友们在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有遗憾的事。
这起事件的审判，是一场与司法独立相距甚远的“政治秀”。到底是谁犯了什么的罪、证据是什么、证人又是谁，这些完全都不清楚。如此重大的案件却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了判决。检察官和律师的发言也不得而知。这简直是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国司法只是为政治服务的。
问：今年时隔20年后再次出现了美国总统选举和中国领导人换届在同一年进行的情况。美国通过公开讨论等形式开展选举活动，甚至把新领导人的想法也传达给了外国人。而同样是大国的中国，（下届领导人的想法）则完全无从知晓。
贺：原则上说所有共产党员都团结一致。传统上说，如果要提出不同意见的话，那要等到从政治上打到对方之后。包括外交问题的讨论在内，所有讨论的过程都不对外公开。因此，外国对中国的担忧不断加深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们会担心“中国领导人到底在想什么”。虽然中国已经开始重视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评价,也就是开始重视自己的软实力了，但还需要认识到一点，即国家的对外形象与内政的形态有很大关系。”
问：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迈出改革的步伐吗？他和另外的领导人的关系也是“兄弟”。
贺：在中国，坐上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之前，他本人都不会向外界透露自己持怎样的观点，所以还不清楚习接下来的动向。但是，如果说习近平与以往领导人有些许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是第一个以中共高干子弟的身份当上总书记的人。习的父亲作为一个开明的改革派而为众人所熟知。父亲留下的（人脉）资源，也许会在政治上助他一臂之力。”
国家由一个除了发展经济以外均不具正统性的政党来统治是很危险的。何况这样的经济发展也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为了公平分配财富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的阶段。我觉得在未来10年，政治改革是一个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