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人活得像“人”？（3）
(十一)、勤劳致富有罪
姜玉明先生撰写的文章《富之罪》，记录了一个吃苦耐劳、稍显富裕一些的农家的不幸遭遇。文章的主人公叫闵耀芳，家住江苏省武进县嘉泽乡横埝村，是个搞副业的能手。该文摘录如下：
他的家庭副业虽然很多，但集体劳动也没少参加。他每年劳动的工分和同等劳动力是相当的。当然，他一家老小是很辛苦的。天没有亮，人家还没有起床呢，他家已在地里干活了;天黑了，人家已经吃完饭，上床睡觉了，他家才从地里摸回来，真是白天黑夜干，很少有一刻清闲。由于一家人勤劳，汗水换来了生活的富裕。
闵耀芳早就憧憬着一个理想：把两间旧屋翻成楼房，但是，在纹化大革命中，闵耀芳因富得祸，富，变成了“罪”。
1966年8月的一天，他被抄了家，一时间，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弄得鸡飞狗跳。大桌子、小凳子，全被抬出，上面堆满了衣物用品、粮食、副食品，被一一拿走。
此后，他被吊打了几次，又关押了十多天，经常挂牌游斗示众。
1968年4月28日深夜，大队“群众专政组”几十人，将闵家包围。闵的老父亲被抓走，在大队部吊打审问，要其交出儿子。第二天，闵耀芳也被抓到了大队部。遭到了更厉害的毒打和批判斗争。
不许富!——1955年，毛泽东曾说：“农民怕冒尖是很好的事。”他还说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1957年10月9日)——这就是真正的源头。
(十二)、勤奋教学有罪
容姜贵先生的《知识是祸》记录了这桩奇冤——贵州省榕江县忠诚小学教师莫定钦，潜心收集整理了一册教学参考资料，内容包括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中、美、英、苏、法五大国首脑的照片简介、中外著名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史哲资料、政治论文、图片、漫画等，自己视为珍宝，命名为《黄金难买》。
起初，这本册子在学校好评如潮，师生们争相传阅。可是，在纹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爱岗敬业的优秀园丁，就是这么一本教学参考资料，竟然招致了一场奇灾巨祸，莫老师因此被判刑20年!
(十三)、刻苦钻研学问有罪
王贤才，江西九江人，建国初期毕业于山东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得知有一部享誉世界的医学巨著《希氏内科学》。希氏，中文译名希塞尔，简称希希，是美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希氏内科学》是希塞尔组织100多位内科专家编著的大型教科书。王贤才等了半年多，才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这部书，简直如获至宝。年轻的大学生突发奇想;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文?
可是，谁曾想到，可钦可敬的爱国壮举，在毛泽东时代里，竟变成了罪行，竟给这个有志青年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飞来横祸——1958年6月27日，王贤才补定为“右派分子”，罪状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罪证就是翻译洋书。不久，医院整体迁往呼和浩特。初冬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医院外的荒地里，他把自己刚译成的第9版《希氏内科学》40多万字的译稿，忍痛投入火中。不久，他得知海外出版了第10版《希氏内科学》，又卖掉400毫升血买了下来。1961年11月27日被摘掉了帽子，他认为冬去春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重新翻译《希氏内科学》。
然而，知识分子太单纯了。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他再次受到批判，连那些经常接近他的青年医生们也受到了批判。工作队批判他说：“为什么青年医务人员愿意跟你走呢?我们党号召又红又专，而你吸引一部分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与党争夺青年!”并且，斩钉截铁地说：“你记住，摘掉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必要时还可以再戴上!”
王贤才又一次惊呆了!这时，他不得不再次痛心疾首地烧掉自己珍爱的译稿。
然而，烧掉译稿还不行。文革开始后，他又受尽折磨，1968年4月27日，被投入监狱，主要罪状仍然是：吹捧美英科学文明!
陈景润，一代数学大师，不谙世事，不问政治，与世无争，长期独身，居6平方米小小陋室，孤独地在科学之山上踽踽独行，艰难攀登，竟也被逼跳楼!
(十四)、爱国有罪、为共产党效力有罪
赤心爱国，热诚为共产党效力，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利耶?害耶?毫无疑问，无需争论。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自由，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也被剥夺一空!
中华民族的大功臣马寅初老先生，在痛遭毛泽东批判以后，爱国老人依旧痴心不改，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勤奋笔耕，写成了一部极其珍贵的辉煌巨著《农书》，以报效生他养他的中华民族。可是，大作写成不久，纹化大革命狂飚骤降。对祖国一往情深的耄耋老人，不得不用颤巍巍的双手将垂暮之年拼尽老命的心血结晶，肝肠寸断、老泪纵横地一页一页投向火舌之中……
章乃器先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事业有成，正在香港干得红红火火，受毛泽东之邀回大陆参政，担任粮食部长，在反右中被打成大右派。
钱伟长先生，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合称“三钱”。1912年生于书香门第，其四叔钱穆，是一代国学大师，可谓家学深厚。当年投考清华大学时，国文、历史双100份，当为文科状元。可是，这时“9•18”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为了救国强国，他毅然改学物理。清华毕业后，他又考取庚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学成以后，又为救国强国，毅然放弃在美国年薪8万美金的优厚待遇，回到战火频仍、积贫积弱的祖国。2004年担任上海大学校长，92岁的钱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人就是这样，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我不考虑别的，我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住在学校。在上海大学，我是不要工资的，我不要什么。”
就是这样一位痴心爱国的一代科学界泰斗，1957年也被剥夺了为国效力、为共产党效力的资格。在被邀请出席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先生就大学教育提了一条意见：希望不要教条主义地完全搬照苏联的做法。结果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批挨斗之后，一个中国的顶级科学家，在55岁高龄之时，被发配到钢铁厂，当了一名出苦力的炉前工!
宁连乔先生著文《不只是一位回国博士的悲哀》，记述了一对爱国科学家夫妇的悲惨遭遇：
肖光琰先生，祖籍福州市，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1942年5月毕业于坡蒙那大学化学系，1945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46年初任该校化学系助理研究员，1947年任该校冶金研究所研究员，同年8月任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其间，曾4次获得金质奖章。
不久，青年才俊与一位漂亮、贤惠的姑娘甄素辉结为百年连理。对于肖博士来说，真可谓安居乐业，万事如意——不过，“万事如意”4字并不恰当，作为海外游子，肖先生有一副忧国忧民的热心肠。为此，他常常寝食不安。1949年，忠诚爱国的肖先生参加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学生基督协会”。当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宣传使他和妻子激动不已。此后的一年里，一对爱国的热血青年舍弃了他们喜爱的各项文娱体育活动，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一切对祖国建设有用的资料。1950年，肖光琰和甄素辉毅然决然，告别了舒适的洋房，告别了称心的工作，告别了丰厚的待遇，回到了魂牵梦绕却又陌生的祖国。他们终于看见了五星红旗，年轻的伉俪相拥相抱，激动得热泪横洒。
然而，他们踏上祖国大地之际，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萘开展之时!——两位青年科学家被安排到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海运学院工作。起初的接待也不能说不热情，但好景不长。很快，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便抛了出来，砸向他们：“思想反动”、“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卖国思想”……
因受精神打击，肖光琰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956年，周恩来、陈云领导反冒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少有的一段艳阳天。一位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诚恳地检讨了过去的错误做法，向他表示歉意，还修改了一份鉴定材料。肖博士深受感动，他向党表示要以实际行动积极工作，争取入党。
此后，他注入全部热情潜心研究“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和“电子酸性催化剂”——对于燃油资源贫乏的中国来说，这项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又是好景不长!1958年底，在“拔白旗”运动中，肖博士被拔了出来，成了“白旗”——“老白旗——肖光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祖国毫无感情”、“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你想入党，是对共产党的污蔑!”——又一次当头棒喝!又一次冷水灌顶!
不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除夕，在迎新联欢晚会上，他受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报幕员高声宣布：“下一个节目：活报剧《洋博士现形记》。”接着，一个小丑登场，自报家门：“在下肖博士，靠父母的造孽钱，在美国混了个洋博士，听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待我偷点资料，溜进中国也好捞个一官半职……”
士可杀而不可侮!——肖博士精神崩溃了，从此消沉下去。群众反映：这样下去，肖先生非自杀不可。
1961年——大灾将去，刘少奇开始主持调整工作之际，阳光雨露再次洒向博士的心田。在交心会上，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热爱党，相信党是公正的，希望再活40年，尽余生为党做些事情，我要拼命干!”肖先生在工作中身体力行自己的誓言，1964年他一个在北京的妹妹病故都没有去参加葬礼——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赤诚，不把知识全部奉献出来于心不甘。
然而，又是好景不长!1966年一场惊天大浩劫降临中国，洋博士自然在劫难逃。1968年10月5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队的一群彪形大汉将正在病中的肖先生抓进牛棚，并抄了他的家。在牛棚里则是无休止的审讯、三角皮带没死没活的抽打、嘲笑和唾骂。
他一共交了26份“认罪书”，接受了20多次皮肉修理。
1968年12月10日晚，身体衰弱的肖先生又受到了一次皮鞭教育，被打得皮开肉绽，连声哭喊。第二天早晨，誓死要为共产党“拼命干”的肖博士再也没有起来。专政队发现尸体以后，迅即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大院内贴出了《特大喜讯——反革命特务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纹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海报，并于当日下午到营城子农场揪出肖光琰的妻子到研究所继续交代。受过一番折磨后，甄女士提出请求给两天假，回一趟家料理一下多日未见的孩子。没料到，专政队大发慈悲，恩准了这一要求。可是，两天后甄女士并没有返回继续接受审讯。第三天，1968年12月13日，当人们打开肖家房门以后，发现甄女士与她15岁的女儿肖络连，紧紧搂抱，灵魂早已经离开了无限“光明、幸福”的毛泽东时代!
有必要为小姑娘肖络连补写一笔——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热情、天真、聪明、美丽、特别好学，上小学时便自己动手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可是，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从小却受尽了白眼、嘲笑和辱骂，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死前头一天，小女孩将自己的照片郑重地赠给要好的小朋友“留作永久的纪念。”
肖光琰夫妇死后被定为“特务集团”头子。这是一桩毛泽东的爱侄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案例，编号《301》。此案，无辜的肖光琰夫妇又株连了11个单位26个更无辜之人，其中包括曾照顾过络连小姑娘的邻居老夫妇，曾给肖博士打过针的女护士，曾与肖先生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等人。最后，毛远新将此案总结成典型经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被宣扬为“工人阶级占领科学阵地的活样板”。
为爱国匆匆而来，为给共产党效力匆匆而去!——在毛泽东时代，爱国竟然不成，为共产党效力也竟然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