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随口之言成祸端
许传海先生在《杂文月刊》上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一些运动》写道：
有位院长成了右派，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一次开全院学生大会，他针对有人说农民吃不饱的问题，以这样一个故事教育学生：吃得饱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大代表外出视察，在火车上，一个代表吃得过饱，把胃撑坏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就有一批处系干部贴出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他。他的这次讲话竟然引火烧身，成为被打成右派的祸端。
(六)、A与非A都不可，横竖都是祸
许文中还写道：1956年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调干生”，第二年就是“反右”。正式“反右”之前叫“社会主义教育”。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天天开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向党交心。后来转为“鸣放”。“鸣放”到一定程度，便转入“反右斗争”。我们是大班，约150人，最后定了9个右派分子，超过5%.有个同学是这样当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几个同学写的一张大字报，不同意其观点，就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结果某系写大字报的成了右派，我班这个写反驳大字报的也成了右派。“正反”双方的结局相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七)、写重两字被逮捕，子女四人成孤儿
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M)、子女名字惹猜想，父亲遭祸殃
这是当年流传甚广的一起冤案——确有其事，但我原来保存的资料不慎丢失，因此，此例作为另类——一个父亲好端端的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子女的名字而遭受灾祸——他的子女依次叫：爱国、爱民、爱党。有人突有所悟，检举上去，说名字连起来寓意是：爱国民党——这说明，此人反动透顶。
(八)、堂堂中共高官，因长相而身陷囹圄
文革中，1967年4月，在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康生说内蒙古区党委书记王逸伦：“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特务。”因此，王被捕入狱。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因同样的原因也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
(九)、因一时疲劳瞌睡最终丧生
官明华，1952年毕业于广州第三医士学校，供职于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4师8团医务所，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6年夏，一次农场召开批判“三家村”大会。官女士因头天晚上出诊接生，通宵达旦过度疲劳，在会场打了一个盹。就是这片刻瞌睡，竟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当时，她立即成了大会的批斗对象，被斥为“小黑帮”、“小邓拓”，随即撤销职务下放劳动改造，1969年又被划为“特嫌分子”送白沙县“学习班”审查。官女士觉得农场领导人太不讲理，一气之下写了几张大字报。于是立即被扣上了一顶“攻击红色政权”的大黑帽子，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严刑拷打。此后，群众专政队员，从她的日记里发现了一句话：“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这普普通通一句话竟被上纲上线分析成了：“影射伟大领袖落山”，于是又被加上了一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
1971年3月12日官明华被枪决，时年37岁。(引自纪之《人血馒头的故事》)
(十)、张冠李戴十九年
1960年12月，大冶煤矿技术员、省市两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高锡成，突然被扣上“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的帽子，押送一个小煤矿劳教改造。同事们都非常惊诧，高锡成本人更是大惑不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19年后方才水落石出。原来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批判右派分子恽XX时，高锡成担任会场记录，记下了恽的17条“反动言论”。当时不经意将记录夹在书中便弃之脑后。3年后，高的大学同学王XX无意间发现这张字条，认为是严重敌情，当即向党支部告了密，于是，酿成了一桩荒唐冤案。一个优秀的年青知识分子因此丧失了19年宝贵的年华，平白经受了19年残酷的折磨。(引自尹明《离奇的人间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