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三季度GDP增速公布，为7.4%，创下14个月来的新低。对此，不少分析人士却纷纷表示乐观。
若从短期市场信号来看，或许如此，然而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和全球货币金融竞争力重构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探底和转型才刚刚开始。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首先要对中国经济过去20~30年高速增长的动因做出清晰解释。主要推动力是两次大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世界工厂”机遇。在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以前，中国人口高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了1978年的9.6亿人，使中国储备了巨大的健康劳动力。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恰逢全球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
中国劳动力充沛而廉价，珠三角农民工月薪曾长达20年被压在1000元以下，而且不必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基本无需资本投入以改善劳动环境。这给资方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东南亚国家饱受重创，中国因为人民币固定汇率，资本项目未开放而受冲击较小，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令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更具竞争优势。
第二次浪潮是由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资产泡沫狂潮。200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二是股权分置改革。前者意味着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无风险套利机会，由于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币内在价值增强，而在长期固定汇率下，人民币的确被低估，这对国际热钱产生了巨大诱惑；后者意味着中国股市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国际热钱可投资的市场。于是乎国际热钱和海外华人资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涌入中国，先是在2007年10月将A股上证指数推高到6124点的巅峰，再把楼市推到了2010年底的天高。
然而，时至今日，当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均已在走向减弱。
就世界工厂效应而言：1。中国人口红利在减弱，1979年的独生子女已经33岁，即按大学毕业21岁算，独生子女已经工作10年。与以前的劳动力是天壤之别。2。跨国公司早已度过投入期，每年开始向外转移大量的利润。3。人民币大幅升值32%，中国制造的货币成本大幅攀升。4。资源由原来的国内廉价供应到不得不使用国际高价资源。石油最为典型，1993年中国变成净进口国，现在56%的石油靠高价进口，100美元/桶的油价已经很平常。5。美国国策改变，开始鼓励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或美洲，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即使在亚洲也努力寻找对中国的进口替代。6。全球贸易保护升级，东亚政治局势不再安然无恙。
资产泡沫的负面效应如今也凸显。在股市和楼市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以前并没有与国际投资者同台竞争的经验和能力。缴纳学费是必然的结果。
与此同时，政府在长期的繁荣周期中，逐渐扩大了财政胃口，以制定规则和手握分配权的优势，使财政收入的增幅连续多年2倍于GDP的增长。一言以蔽之，即在旧动力机制快速衰退、新动力机制未能再造之前，中国经济只能是继续探底，近期也只是在很短时间内反弹后，加速探底。
决定中国经济探底有多深的外部重要因素是美国竞争力再造的速度。中国上一轮的大机遇，与“9•11”事件后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在石油军火寡头的诱导下，将战略矛头指向中东石油，从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有关。这让美国债台高筑，同时在国内放任虚拟金融创新，结果诱发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那时中美两大国的竞争天平第一次向中国倾斜。
虽然中国在此期间试图进行高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但路途艰难。未来劳动力不足、对海外资源依赖度上升、环境问题的恶化等挑战将日趋严峻。
美国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地进行竞争力再造：先是稳定了美国金融系统；其后帮助大企业撇掉坏账；通过QE1~3，同时打击欧元，推动热钱回流压低资金价格；通过油页岩开发技术和支持新能源压低能源价格；通过加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为美国再工业化创造条件。即在中国竞争力持续恶化时，美国竞争力在上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没有问题了，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问题仍未解决，其巨大的虚拟金融泡沫仍将一直是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其即使是复兴也是一个小复兴。
中国还有应对方法吗？有的，那就是竞争力再造。这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继续推进改革，自上而下的机构精简和自下而上的扩大民主，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2。合理分配土地和资源财富，大部分转入社会保障体系。3。凡是市场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激发民间创造活力，特别是金融向民间开放尤其重要。4。激励高新科技和环保循环经济，遏制汽车工业，大大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等等。
坦率地说，从现实的困境到实现竞争力再造，将是极为艰巨的挑战。
换言之，即便一切配合到位，变革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也至少需要5~6年才能实现竞争力的初步再造。即在未来的6~10年内，中国人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