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诞生于1944年，是追悼中共中央警备团老战士张思德时的演讲。40多年前，《为人民服务》又与《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一起，被称做“老三篇”，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许多人都能背诵如流。“老三篇”是那个时代学生的课文、成人的“圣经”，文革初期，如果不会背诵“老三篇”，说不出其中的内容，还有受批判的危险。
《为人民服务》原本是讲演的题目，却在文革中被演变为一种强有力的狂热话语，人人都自称“为人民服务”，个个都在争夺“为人民服务”的话语权，尤其党政军部门，这句话基本挂在了口头。在那个领袖纪念章五花八门、空前泛滥的年代，周恩来的胸前只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长方形像章，一时传为美谈；从文革开始，所有权力机关，无论大小，“为人民服务”成了影壁的唯一内容和大门的仅有装饰。
《为人民服务》对文革时期的最大影响，恐怕有四，一是在知识荒芜的年代里普及了一个司马迁，还让当时语言单调贫乏的中国人都知道了“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两个词；二是大面积推广了张思德这位普通一兵；三是为当时盛行的极致语言提供了样本，彻底、完全等等，与最、最、最同属一个话语体系，将好话一概说到了极端，并且说尽；四是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丧葬风俗，从此，追悼会的形式覆盖了全国所有角落，延续至今。
语言的极端不但在《为人民服务》中屡屡出现，而且在“老三篇”的《纪念白求恩》中也是一景，例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等等。用极端式的语言形容一个时代，比如文革或纳粹德国，未尝不可，因为那本身就是极端的岁月，什么都是登峰造极，但作为道德伦理的号召或说教，极端的说法则很难有什么效果。人是有血有肉有情的，难以达到极致的状态，即便一时一地有可能达到，也不可能事事或恒久地坚持。不过，由于极端的语言易于煽动情绪，也易于博得无理性群体的充分信任，所以，革命家或道德家，即使“己所不欲”，也愿意以此为号召，借以增强个人的道德号召力，增加他人道德上的欠缺感和罪恶感。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究竟有多少人“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呢？历史事实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都可以证明，在某些时候某些事上，甚至许多时候许多事上，“为人民服务”是可能的，但“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却不可能，“毫不”、“专门”更无可能，即便少数人有可能接近这样的状态，但也无法成为多数人的榜样。几十年来，包括文革时代，树立的那些个英雄模范，过后基本没人相信，理由就是这些人都被彻底神化，在所有宣扬他们的演讲和文字中见不到任何缺陷和错误，个个都那么“完全”、“彻底”、“全心全意”、“毫不”、“专门”。可惜，没有缺陷和错误的不是人，是神，神是可敬而不可及的，于是，我们的社会永远只有几个英雄模范在那里供人膜拜，而大多数人与他们的距离却如天壤。
极端的话语只会出现在极端的意识形态思维里，比宗教更宗教，难以转化为常人的行为。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孝”，但孝是事，不是讲某人的一生，除了“为母埋儿”过于残忍外，其他皆常人可以为之。基督教里的圣徒，甚至十二使徒，也有过错，还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将他们的行传与我们宣扬的那些英雄模范事迹相比，恐怕也有诸多不及之处，起码不是有生以来就那么“全心全意”或者“完全”、“彻底”的。
空洞的“人民”
讲“为人民服务”必须清楚什么才是“人民”。在长时期的意识形态思维中，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时代，“人民”的内涵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依照那个年月的划分，地富反坏右肯定不属于“人民”，历次政治运动被批判打击的对象也不属于“人民”，文革中被揪出来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更不属于“人民”。所有这些不属于“人民”的人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不相同，即使文革期间，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被赶出“人民”行列的群体，例如“小三家村”、“假左派真右派”、“黑鬼”、“狗崽子”、“小爬虫”、“残渣余孽”、“五一六分子”等，所以说，“人民”的内涵也在不时转换，无一定之规，任何人都有可能一觉醒来被踢出“人民”的队伍，不再是“人民”的一分子了。既然“人民”本身的流动性很强，于是，不作为“人民”而不被服务也成为阶级斗争尤其是文革岁月的一大特色，其实，不要说服务，那些不属于“人民”的人及其亲属就连最起码的做人资格也遭到剥夺，成为管制、监督、凌辱、打击甚至杀戮的对象。
非“人民”的群体与服务无缘，那么，姑且栖身于“人民”行列中的那些人在文革里是否就能得到“全心全意”的服务呢？
“为人民服务”，从直接的服务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二是服务业。研究“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不难发现，在这两方面，不用说“全心全意”，即使连最普通最起码的服务，在文革和文革前后的很长时间里也从来没有落实过。
“为人民服务”，首先就应该直面具体的人民，也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具体的人都不接触，服务从何而来？可是，党政机关门口站岗，没有岗哨的就设传达室和门卫，大院加围墙，门禁森严，却是人人非常熟悉的普遍事实，凡是标有“为人民服务”的地方，恰恰都是具体的人民不能进去的所在，而书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地点，又正是具体的人民连探头和驻足皆无可能的场所。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具体的人民找上门来，权力机关的门房无不追问“找谁”，还要填写详细的会客单，这证明权力机构面对的不是人民，只是熟人。在文革中，这种与具体人民不见面的“为人民服务”的情形从未得到改变。文革初期，所有的权力机构尽管都受到冲击，造反的人群一拥而进，但里面的人已经不能“服务”，冲入的人当然也没想得到“服务”，其结果只是机构的彻底瘫痪；1969年以后，新的权力机构形成，可惜一切照旧，大门依然有岗有门卫有传达室，具体的人民依然进不去，一些单位由于被军管或纳入军队编制，门卫也由单位职工改为军人，门岗的警惕性、排他性还远远超过了文革前，陌生人更无接近的可能。此时的阶级斗争已经替代了一切，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一切陌生人在那个年代都会被怀疑，这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们不应该忘却的事实。
信访，是具体的人民向权力机构诉求的唯一途径，也是权力机关接触具体人民的专一管道。几十年信访的情形究竟如何，人人都很清楚，在这种地方不必说服务了，就是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文革期间，由于冤假错案和肆意的批判遍布全国各地，上访更是超过了文革前，每一次运动之后，北京和各地省会的上访便会形成高潮。文革结束，上访成了全国一大风景，也是一大后遗症。我住在北京，也在北京读书，街头巷尾、各权力机关门口的上访长龙是我常见的景象，一直到80年代，我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时，门口的上访人群大多还是为了文革遗留的问题。上访的存在，正是因为各地大小权力机关“为人民服务”的缺失造成的，一旦“为人民服务”变为现实，也就没有必要上访了。
以人民打头的各种本应“为人民服务”的部门，比如人民铁路、人民邮电、人民交通、人民医院等等，无论文革前后，还是文革期间，其服务如何，也和信访一样，是人人再明白不过的事情。用不着举例，也无需统计，态度恶劣、不理不睬、一问三不知，看病难、住宿难、洗澡难、乘车难、购物难，甚至在饭馆吃饭都难，是我们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鲜明记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大锅饭、铁饭碗、皇帝女儿不愁嫁，正是后来改革开放力图解决的社会现象。文革的矛头并非对准计划经济，仅仅依靠发号召、贴标语、搞运动、服务人员与工作人员学习“毛选”后的自律，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难题，而且，由于所有约束机制都被打破，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深入人心，种种弊端在文革中还显得更为突出。1969年至1970年，我随父母“下放”江西余江县。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地位空前之高，江西有一条规定，解放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不排队，而买东西排长龙又是那个时代的街头特征，结果，凡是驻军多的地方，买紧俏商品就特别难。当地每月每人只供应半斤猪肉，只要买肉就必然排队。我的父母远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农村劳动，一个季度才允许回家一次，每月买肉的重任就落在我11岁的哥哥肩上，我记得他常常空手而归，说肉都让前面的解放军叔叔阿姨买走了，有一年除夕，他排了一整天才买回一个猪头。
在服务行业常年流传着一句名言：“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只要顾客对服务者有所不满，指责服务者不为人民服务时，这样的回应便会脱口而出。这句话正道出了人民的空洞。人人都将人民挂在口头，却不知道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的。也正是人民的这种虚幻性，还让一种说法畅行多年，叫做“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你对某方面的服务提出意见或表示不满时，就会遭到指责，说你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忘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根本利益，也和人民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几十年来变幻莫测，成了狡辩的说辞。在人民根本利益的掩蔽下，文革前后40年，城市住房建设常年停滞，一大家子两三代人挤在一间屋里是普遍状态；物质供应年复一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什么都凭票证；人口不能流动迁徙，一顶农业户口的帽子可以世代相袭。
早在文革前，逃港的人就不计其数，文革期间更是达到高峰，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共有百万之众，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多数属于“人民”，有许多还是普通农民、普通中共党员。这些人胆子大、不怕死，做鬼都要逃出去，其实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只不过没敢踏上这条险途罢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多次去黑龙江、吉林和云南，还了解到，文革中间，逃亡苏联和朝鲜的老百姓非常多，从中缅边境出逃的人也不在少数。那个年代，只要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事实存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顾性命逃向外国和境外，这也说明，那时的中国，不要说英国治下的香港，即使苏联、朝鲜甚至缅甸，也远远不如。
原本已经非常集中的权力，文革时更为集中，个人专权比文革前还要严重百倍，中共九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只有两个女委员，一个是最高统帅的妻子，一个是副统帅的太太。家天下的时代，显然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只能为自家服务。在公检法尚存的年月里，冤假错案尚且不断，而文革中公检法先是被砸烂，随后又取消了其中的检，公和法长期由军代表、军管会中几个人说了算，既无辩护，也不公开，权力毫无制约，人民的命运被草率决定，如此“为人民服务”，实际是让人民任意受宰割，替自己的威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