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清华大学科学馆侧照
在旧书店购得一册《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一版。随便翻阅中，觉得隐约其辞、语焉不详之处颇多。例如，对“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校内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稿》有这样的叙述：“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示威游行的同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将蒋介石扣留，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消息传来，人心大快。校内一部分反动教授和右派学生则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有的破口大骂，以至变态似地发狂，四处寻衅。”（注：《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一版第278—279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这种表现的“右派学生”，当然已难一一确认姓甚名谁。但这种表现的“反动教授”，要弄清楚却并不困难。不过，我们不忙着揭开谜底。还是先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关系说起。
一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的学生运动是特别有声有色的。清华不但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甚至也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发源地。这当然与中共地下党在清华的苦心经营分不开。《清华大学校史稿》说：“1934年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北平地下党员不过十来人，清华就有党员四五位。”（第252页）后来的几年间，当然大大发展壮大了。1949年后成为政界要人的蒋南翔、姚依林、胡乔木等，就是此一时期在清华当学生时闹运动起家的。“清华改制后有一连串的内外运动，从‘九一八’的救国运动，至‘一二九’及其以后之抗日救国请愿运动。前者出于学生的爱国心，学生自动自发。‘一二九’及其以后之运动，则深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
对清华的学生运动，中共有关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说，刘少奇于1936年5月间到北平后，“对学生运动做了重要的指示”，彭真也于7月间“来到清华园”（第273页）。《清华大学校史稿》十分自豪地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所办的《民族战歌》、《实话报》、《华北烽火》等革命刊物也在进步学生中秘密流传着，对清华学生影响很大。由于学生进步力量增长，《清华周刊》为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所掌握。1935年初，蒋南翔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从第43卷开始，周刊的内容和版面焕然一新。……它在清华学生中，为‘一二九’运动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第256—257页）
“一二九”及其以后的运动，曾使得清华的师生关系非常紧张。1936年2月19日发生的“考试风潮”，则是师生关系紧张的典型表现。
关于这次风潮，《清华大学校史稿》是这样叙述的：“1936年2月……清华校方秉承政府的意旨，不仅拒绝了学生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而且不考虑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了一些功课的实际情况，要求学生参加期终考试。2月19日，同学们在教授开会之际，向教授会请愿，要求同意免考。教授会在一些人煽动下竟以‘总辞职’相威胁，拒绝了学生的合理要求。一时造成了师生关系十分紧张的局面。”（第270页）这段叙述既是过于简略的，同时又是隐晦曲折的，只是在强调学生的要求“合理”时态度很明确。
1994年7月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依据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的《教授会会议记录》，对此次“考试风潮”做了这样的叙述：2月19日下午四时，闻一多“出席清华大学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会上教务长潘光旦报告学生救国会向学校要求延期及免去本学年度第一学期考试经过，并报告系主任会议决定，请教授会做出讨论。张子高提议考试如期举行，全体通过。这时，学生涌进会场，会议中断。学生离去后，冯友兰提议，多人附议，提出‘同人等向学校辞去教授职务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全体通过。同时，推举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萧公权、萧蘧、潘光旦、张奚若七教授组成辞职宣言委员会。清华大学除个别教授外，绝大部分教授均在辞职宣言上签名，（闻一多）先生亦在签名之列。”（注：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79页。）
《清华大学校史稿》的编写者，在叙及此事时，当然不可能不参考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教授会会议记录》。但同样见过这“会议记录”，两书的叙述却有如此不同。
《闻一多年谱长编》在对此事做了以上叙述后，引录了1936年2月20日《北平晨报》所载《清华大学教授昨晚提出总辞职》一文对事件的报道：“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前曾请该校免除本届学期考试，该校曾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复课三星期后，于二月二十四日起再行补考，并取消春假，缩短暑期，以顾全学生作业。兹因考期将届，救国会复以全体学生名义，请求免考。本星期一该校复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将此问题提交教授会。昨日下午四时教授会在该校科学馆三楼开会，有学生多人，在楼下呼喊口号，要求免考，并推代表请见教务长潘光旦。潘氏即劝学生退去，学生不听。是时教授会正在讨论，学生代表等屡次要求入会场，均经潘氏劝止。教授会旋即议决，本届学期考试，如期举行，并请潘氏以此议案通知学生代表。学生等当即蜂拥上楼，旋有数人闯入会场，经教授会临时主席张奚若氏，令其退出，但学生等仍时出时入。各教授见此情形，深愧德望未孚，决定全体引咎辞职。”
如此说来，当时的教师和校方，是充分考虑到学生因闹运动而误课的情况的，他们采取了种种办法，力求学生能把耽误的学业尽可能补上。“取消春假，缩短暑期”，做出牺牲的首先是教师和校方。只是在期终考试必须举行这一点上，他们决不让步。《清华大学校史稿》说校方“不考虑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了一些功课的实际情况”，显然是厚诬了当时的校方。
北京的三联书店2001年8月出版了台湾学人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和《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两书。后者这样叙述此次“考试风潮”：“清华原定于1936年2月1日春季开学当天，补行上学期因爱国运动未举行的期考，目的希望学生利用寒假温习功课。但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学校改于2月24日举行。学生‘救国会’请再延期，声言如校方不同意，则拒绝补考，并自动进行非常时期教育。对‘救国会’的上述要挟，各系主任认为事态严重，宜提交‘教授会’处理。2月19日下午，‘教授会’正在科学馆楼上开会讨论此事。‘救国会’主席黄诚（引按：黄诚其时为中共党员，后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顾祝同逮捕并枪毙）竟率领学生500余人集合操场，先游行全校一周，再到科学馆楼下，由临时主席刘毓珩（未毕业）宣示：一、为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和生活，要求免考；二、否认学生反对学校，高呼‘清华师生合作！’‘免除学期考试！’等口号。并派代表黄诚、刘毓珩二人上楼晋见教务长潘光旦。潘劝学生散去，学生不听。‘教授会’以学生无理要挟，坚持如期举行期考。学生不满，上楼大闹会场。‘教授会’主席张奚若劝阻无效，愤而发表宣言，全体辞职。”（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
若依据苏云峰叙述，则校方一再将期考延期，但学生却得寸进尺，终于把学校和“教授会”逼到了死角。
二
清华教授会在黄诚带领学生大闹会场后，当场做出了“总辞职”的决定，并发表如下宣言：
同人等于本日下午开教授会，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高喊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下，既感行使职权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导之无力，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除向校长辞职外，谨此宣言。
此宣言在次日（2月20日）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刊》（第720号）上发表。据2月20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出席教授会的教授共74人，在辞职宣言上签名者68人，有六名教授没有签名。
冯友兰提议的教授总辞职，实在是黄诚们始料未及的。黄诚们想要不上课、不考试，专搞运动，但却必须保留学生身份，更必须依托大学校园。而教授总辞职，则意味着大学不再是大学，学生也不再是学生，“学生运动”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华大学校史稿》这样说明学生的反应：“为了避免造成师生分裂，警惕国民党的离间和镇压学运的阴谋，同学们后来决定参加期考。”（第270页）但事情经过并不这么简单。由于教授的总辞职无异于对学生运动釜底抽薪，黄诚们当然不免惶恐，但却并没有放弃“免考”的要求。据2月20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学生会”于当晚八时召开全体大会，做出决定：一、挽留教授，由“救国会”向教授解释误会。二、加强纠察队组织，维持校内秩序。三、登报声明此事真相，并表明态度。四、立即执行非常时期教育及免考办法。（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可见，在教授会宣布总辞职后，黄诚们并没有打算放弃“免考”的要求，他们一方面挽留教授，一方面仍然要求“免考”。“免考”是此次“斗争”的目标，黄诚们轻易不会妥协让步——如果那么容易妥协让步，也太不像“共产党人”了。
当黄诚们大闹教授会并导致教授们总辞职时，校长梅贻琦正在南京公干。教授会立即发电报告了梅贻琦。梅贻琦心情之焦虑可想而知。2月23日下午，梅贻琦回到清华园。翌日上午10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据1936年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风潮解决》一文说，学生大会上，梅贻琦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警告学生遵守校规，不得再有越轨行为。同时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布：一、大考必须补行。二“救国会”委员黄诚等各记大过两次。三、不接受“救国会”提出的所谓“非常时期教育办法”。四、凡不愿接受清华之教育者，可以离去。24日当天，校长办公室贴出通告：“改定于2月29日至3月6日举行上学期学期考试，自即日起至2月28日止，暂停上课，俾资温习功课。”（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强烈要求“免考”的学生才不得不妥协让步，同意应考。而教授们也答应打消辞意。
1929年2月29日，是清华学生开始补考的日子。令梅贻琦大伤脑筋的是，这天凌晨，北平军警突然闯入清华园，依照“黑名单”搜捕学生。学生群起抵抗，竟然能与大批军警长时间对峙。《清华大学校史稿》写道：“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同学们夺过军警带来的馒头、肉馅饼作为武器，雨点般朝着军警投掷，还将反动军警开来捕人的几辆汽车捣毁，当反动军警企图乘车逃跑时，汽车已全部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悻而去。”（第271页）持枪携刀的军警，竟然被手无寸铁的学生夺去了干粮，又被这夺去的干粮打得狼狈逃窜，不知该佩服学生的勇猛，还是该感叹军警的无能。北平军警此次突然行动，虽然抓走了二十来人，但并没有抓到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学生领袖。姚依林、蒋南翔等人本来已被抓住，但却被学生们从军警手里像抢馒头一样抢回来了。而他们得以最终逃脱，凭的则是教授们的保护。事件亲历者韦君宜在《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回忆道：“1936年2月29日，冀察政委会派军警包围清华，搜查了一夜。那天夜里，黄诚、姚依林两个同学躲在冯先生家客厅里，黄诚在那里做了一首诗，后来黄诚那首诗传了出来。但是冯先生隐藏两个重要学生领袖的事，则并没有怎样外传，很少有人知道。很长时间冯先生也没有告诉人。”至于韦君宜自己，则与其他五个女同学一起躲在了朱自清家。对此，韦君宜在《“二•二九”那一天》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和别的同学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也不像书蛀虫。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又有人按门铃，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记得清的还有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围着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牌交给我们，说：“等一会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
后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看，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
此外，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里。（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几天前，这些学生们还大闹教授会，与教授们对峙。几天后，当遇到危难时，他们却近乎本能地逃向这些教授家里寻求保护。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逼”他们补考的教授们，在危难关头也一定不会拒绝他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时的教授欣慰和自豪，也足以让今日的教授惭愧和自卑。顺便说一句，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对此次事件叙述甚详，但对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保护学生领袖一事，却只字不提。
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
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注：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
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注：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注：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513页。）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注：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