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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事件:国运衰于软弱,强国起于受辱

中国民众反日情绪强烈,这是众所皆知的,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在100年前,日本人也同样盛行反华。历史很吊诡,也很讽刺,但在吊诡的背后,却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1886年,北洋舰队“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访问日本长崎,在当地立刻引起了轰动。在“定远”、“镇远”两艘威风凛凛的巨舰面前,前来观看的日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中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可以想象,多数日本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那种“羡慕、恐惧、愤懑、嫉妒、仇恨、震惊、自惭形愧、怒火中烧”的滋味,是相当的不是滋味。

由于在之前的十年中,中日间因为琉球、朝鲜乃至台湾问题多有龉龃甚至悬案未结,李鸿章此次派出“定远”、“镇远”两巨舰前往日本,其中也不乏“震慑吓阻”之意。

“定远”、“镇远”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1885年10月交付,当时号称“全球第一等铁甲舰”。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就像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而耗费340万两白银打造而成的“定远”、“镇远”,也确实非同凡响,二舰长94.5米、宽18米、排水量7200吨、航速14.5节(“镇远”航速15.4节),两舰的主要武器为:4门克虏伯305毫米后膛主炮、克虏伯150毫米后膛副炮2门、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4门、37毫米五管哈乞开斯机关炮8门、57毫米、4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该舰管带为总兵衔(北洋舰队的职级如下: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这两艘主力铁甲舰回国后,北洋舰队立刻鸟枪换炮,一举成为“远东第一舰队”,在1888年正式成军后,北洋舰队的世界排名升至前八。

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一向复杂而矛盾,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一向有“学生对老师”的心理,但近代以来,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相比于固步自封的大清国,他们在心理上难免有傲视之意,但这次北洋舰队的来访,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极大。

8月13日,北洋舰队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其中一名警察被打成重伤,一名北洋水兵轻伤(说来惭愧,此事系水兵在妓馆寻乐引发)。此事发生后,本就窝了一肚子气的长崎警察和日本浪人极其愤怒,结果在15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这一次,由于北洋水兵猝不及防,被早有预谋的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持刀杀死5人,杀伤40多人,日本警察也被打死1人,受伤30多人。混乱当中,一些当地的日本人也从楼上浇沸水、掷石块,有的甚至也拿着刀棍参与混战。

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随即愤怒的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其中不无威胁的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而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也建议立刻对日本宣战,炮轰长崎作为报复。

当时的日本,虽说已经开始变法维新,但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十来年间便完全改变,何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尽管日本人对“顽固保守”的中国报以蔑视,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这种历史的阴影并不那么容易被抹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国力及军力都是日本难以企及的,仅就海军而言,日本只有3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而北洋舰队光7000吨级的铁甲舰就有两艘,其他巡洋舰、炮舰、运输舰等,其数量和质量也远在日本之上。

在各国调停和外交折冲下,中日双方在半年后达成协议,称“争斗事件原为语言不通,彼此误解,遂致互斗死伤”;根据中日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两国司法部门根据本国法律,各自斟酌处办,互不干预”;最后,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其中士官1名6000元,士兵7名31500元,致残6名15000元),中国赔给日本15500元(其中警部1名6000元,巡查1名4500元,致残2名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这事算是和平了解,双方互让一步,彼此体面下台。

李鸿章派北洋四舰去长崎,确实有点“炫耀武力”的意思,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北洋舰队的两艘巨舰对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经过这次事件,日本的反华仇华情绪反而进一步高涨,从军国主义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北洋舰队充满了敌意。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这种事并非中国独有,可惜“祥林嫂式”的历史教科书没有告诉我们)

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子,他们当时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日本的反华情绪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下,很快变成了赶超北洋舰队的动力。“长崎事件”结案不过一月,明治天皇便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便以身作则,拨出内帑30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之后,明治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其后6年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首相伊藤博文也发表演说,呼吁国民捐款捐物,缩衣节食,为日本打造一支更为强大的海军。在这场献金热潮中,日本在半年之间便筹集了两百多万日元,连天皇的老妈阿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两件首饰。

日本政府更是不顾财政困难,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并发行巨额公债,其数量几乎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三成。譬如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而在1889年,日本的海军军费已接近1000万日元。1888年后,日本开始了的大规模购舰、造舰进程,六年间便添置军舰12艘,总计新添海军吨位近18000吨。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已达到37000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不到30000吨)。而就在这六年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一炮,“排名前八”的辉煌,早已是昨日黄花。

更要命的是,当时的世界海军军事技术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过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在总吨位、航速、火炮功能上均劣于日本舰队,这或许就是北洋舰队在这场“国运相搏”的战争中首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卫的原因了。

国运衰于软弱,强国起于受辱。十九世纪是个流氓当道的时代,和平主义、缺乏野心只能被动挨打。清廷对海军发展毫无战略规划,毫无远见,不知道海军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到底是用来看家护院还是远洋作战、制敌于海外?如果是前者,耗费巨资,养它何用?对海军来说,永远只有第一,没有什么第二第三,即所谓“嬴者通吃”!战略定位的失败,是最根本的失败,正是因为战略上不重视,才有停止购舰的愚蠢短视之举,并最终酿成了赔偿上亿两白银的恶果。

最具讽刺的是,中国拿得出赔偿的巨款,却拿不出继续发展海军的钱,归根结底,还在于清廷最高统治者的麻木不仁。堂堂4亿多人的大帝国,连一千万的海军军费都拿不出(平均每个人还不到40分之一两,要知道,整个北洋舰队的投资也就千万)。朝廷缺乏雄心壮志且不说,大部分的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是漠不关心,想要地方督抚们拿出点银子比登天还难。等到了庚子年,中国人每人赔给列强们一两银子,合计4.5亿两白银,宁可巨额赔款,宁可腐化堕落,不肯鼓舞民心,不肯发展军备,女人与孺子当国,可悲可叹。

戈登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不能战而言战者,皆当斩。反过来说,能战而不战者,亦当斩。说一句“马后炮”的评论,“长崎事件”本该开战,结果且不去管它,至少它能刺激中国继续军备竞赛,而不是坐视日本强力发展海军,如果当时的清廷能因为战争而加大对日本的警觉,在这场军备竞赛中,日本绝无胜算,由此也不会有后来近50年的屈辱史。中国的国运逆转,或许就在这一线间。

该强硬的时候不强硬,长他人志气挫自己威风,徒使国人自卑而敌国轻视,假以时日,时事日坏,遂成惯例,国势由此渐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历史观,或者说大众的价值取向或思维方式,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处于发展期的国家,其影响虽无形,但深刻。任何对这种影响的忽视,势必会在之后的某个时间段内尝到苦果。弱国的和平主义即为无能主义,强国的和平主义则多为绥靖主义,隔十年便要发动一场战争的美国从来不绥靖,并不是它不喜欢和平,而是它需要战争来刺激自己的神经并在战争中检验最新的武器。对于近代历史的科技发展而言,最先进的技术、最有突破意义的创新总是来自于军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美国不惜巨资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原因,尽管其未必能就此获得世界级的突破,但至少也加大了其他国家的追赶难度。美国在01年的四年防务报告中说,在最近三十年内不会出现同等量级的对手,这不是一句空言。如果说英俄法德的军事能力落后美国三十年,那中国何止落后三十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甲午前日本能造大型军舰而中国不能,日本可以修理巨舰而中国不能。洋务运动中模仿西方尚且犹豫迟钝,毫无积极,创新更是无从谈起。近代以来,无论科技或是制度,一味的模仿西方,模仿到最后十不像,搞了一百年乃至再搞两百年,仍旧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还说什么“超英越美”,不啻于痴人说梦。更可悲的是,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里,不管是科技进步或是文化创新,也不论是思想突破或制度革新,中国人到底为世界贡献了什么?又凭什么去超越百年来历久而弥新的西方强国?我们有什么法宝?这难道不值得中国人去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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