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王冀豫（后排戴棉帽者）与“大院”孩子们合影
王冀豫，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2010年，他写了一篇《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他始终强调，写下这些不是忏悔，是认账。如果对方家人提起诉讼，他愿意接受审判。
文革时我有一种很强的革命责任感
问：文革时您有多大，您眼中的社会大环境是什么样的?
王冀豫：1966年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初中生，一个傻孩子，什么也不懂。但有一点，我有一种很强的革命责任感，我都不知道这种责任感是什么时候具体成型的，当我懂事那天我就知道，我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活着就一个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为革命去献身。这个成型的概念肯定是通过教育灌输和洗脑来完成的，而且我们都把这一切最后简单的归结于忠于领袖就能完成一切革命的理念和事业。在这么一个状态下，才可能出现一些荒诞的行为，就是文化大革命最荒诞的行为。
问：上学时您怎么突然去当兵了?
王冀豫：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思潮影响，我们认为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在统治着我们的学校，我希望去反对它，于是就给校党委贴大字报，工作组来了之后，我认为工作组在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没有放手解放群众、发动群众，于是我们又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对我很担心，认为我这么下去要出问题，他对我说，你愿意当兵吗?我就去当兵了。当汽车兵，我们空军的一个汽车三团，当兵前要有一个入伍教育，要在农场里工作一段时间，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还要经过劳动考核等，综合的锻炼一下。
大概是1966年6月底吧，我到了东北的嫩江空军农场六分场。因为我会骑马，又特别想骑马，我就和组织说我想干这个，后来就分到了车马班。这就是我第一次当兵的经历。一共当了六个月。
问：当兵之后发生了什么事，让您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学校?
王冀豫：为什么又回来，是因为父亲出问题了，所谓的父亲有问题，不一定被打成反革命，哪怕被审查了都不行，因为部队很敏感。农民的孩子和工人的孩子很定性(阶级成分)，像我们这个就是不定性的，我们部队一个文书给我讲的很清楚，小王啊，知道文革整谁吗?我说文革整走资派，我告诉你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整的就是你们这样人的爸爸妈妈，说得非常清楚。
一个人命运的沉浮，完全根据你的政治背景来决定，也就是说95% 的劳动人民和 5% 的阶级敌人相互之间是不断置换的，今天你可能是人上人，明天你可能就是阶下囚，就这样。
文化大革命瞬息万变，一切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准。
问：您是什么时候参与到红卫兵运动中的?
王冀豫：回到北京后，我就介入了派系，我根本就没回到我原来读的铁路职工子弟第三中学一回到院里，院里的孩子找我说，走，到翠微去吧，你就是我们学校的人了，我就去翠微中学了。因为翠微有一群我们院的孩子，部队大院的孩子有共同的出身，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成长环境。虽然不在一个军队大院，可我们都是军队大院的孩子，父母那一代人就是战友，都是同类型的人，所以说我们很容易混到一起去。 大院里的孩子们有一种共同的理念，多少年以来在红色海洋的熏陶下，已经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串联，各个大院的孩子串来串去，主要是思想串联。
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会看得出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像你想象的，还要有什么组织行为，比如填个入党志愿书，没那么回事儿，红卫兵组织就跟义和团似的，它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思潮。
问：红卫兵当时分几个派系，您属于哪个派?
王冀豫：我属于红卫兵里的老红卫兵那一派，而且老红卫兵才是真正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是一个比较专属的名词，就指清华附中成立的那个红卫兵组织，以及在818前后成立的那些群众组织，包括西纠，他们都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为什么会成立纠察队，这个现在有个误区，认为纠察队打人，其实不是，纠察队恰恰是制止打人，希望不打人，希望通过秩序的方式解决问题。
护住被打的人结果却被批判
问：红卫兵打人，打的是什么样的人?
王冀豫：当时工人体育馆正组织红卫兵代表队的筹备大会，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搞革命大联合，各个群众组织都以派为中心搞自己的大联合。只有红卫兵属于破落户，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去捣乱、破坏，再加上我们身强力壮，比较善战。
当时的革命化、大众化行为是什么样?剃秃子的革命化头，穿的破衣烂衫，这是革命化的表现，艰苦朴素的表现。
我们说的流氓，追求的是个性，是漂亮。穿着小白鞋，会吹口哨，见了小姑娘喜欢表现，这样的人都视为流氓，因为他跟无产阶级的铁血精神格格不入，我们就以这个为名打人家。
造反派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工人体育馆打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那人就是，就是因为戴了一个蓝色的一个多角的帽子。
问：您还记得自己开始玩命打人的转折点吗?
王冀豫：记得。我记得那天我们在工人体育馆打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因为戴了一顶蓝色的多角的帽子，穿着蓝色的网球鞋，没系带，穿了一条裤腿比较细的裤子，大家就去打他，说他是流氓。
我们院的一大帮人都穿着飞行靴，照着人家脑袋上就踹，咚咚的响。那人的脑袋砸在水磨石地板上，咚咚的，听得我心里一下子就乱了，这么打下去不就死了吗。我发现人性在一线闪念的时候挺有力量，我一下抱住那个人的脑袋说别打了，再打就死了。
后来马上我就被人家拽开了，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军队大院的高中生，我也不认识，现在也想不起他什么样子，他把我拉起来后就骂我，他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啊?这是什么人?这是流氓，你怎么不跟人民站在一块，你这个阶级感情有问题……他把我批判了一顿。
第一次打人后人性的堤坝就崩溃了
问：听了他说的话，您什么反应?
王冀豫：他批判后我就特惭愧，我觉得，我怎么就不能打他呢，我凭什么向着他呀，他是一个阶级敌人，在战场上应该一枪毙了他，应该打死他。这时候大写的人性完全崩溃，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拉紧了，纲举目张，这话真不是白说的。就那么几分钟，五分钟都不到，我就转过脸来开打第二个人，我比谁都勇，可是我踢第一脚的时候，心里还哆嗦着，踢第二脚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畅快了，之后连续打，我们那天晚上可能打了七、八个人，简直就是肆无忌惮的打人取乐。
为什么我总在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真的，就在那一瞬间，一下子就垮了，人性的堤坝就崩溃了。你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善到恶就是这么一瞬间。
问：一念之差。
王冀豫：一念之差，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一旦出现危机，我们一旦不能把握青年人的心态，很容易出大问题，而且会酿成大灾难。我个人的灾难就是这么形成的，一瞬间。从此之后我认为打人是乐趣，我就想着怎么三下五除二把对方给打倒。
问：只要有人说那是阶级敌人，你们就上去打?没有其他方式吗?
王冀豫：对，大环境界定他是阶级敌人，我们就上去打。阶级斗争，就是跟着感觉走。没有其他方式。
没觉得会打死人 只是有种赢了的感觉
问：您打死人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能回忆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冀豫： 8月5日，这个日子我永远都会记得。 因为那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对于我，对于对方都是一个灾难。事隔这么多年，我只能有点大概的轮廓。
那天有霾，雾蒙蒙的，比较潮湿闷热。我在家正睡懒觉，我们院里一个孩子过来找我，他是师范附中的学生，他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被北京粮校的给欺负了，又是殴打又是侮辱性的折腾，各个大院开始搜罗人去揍他们。
我在院里属于比较猛的那种人，所以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他们知道我能召一帮像我这样的人。我就招呼大家去，可是居然有很多人说不去，他们准备抢鸽子去。
问：听了他们的话，您有没有动摇?
王冀豫：没有，我那时革命意志很坚定，不抢鸽子要去打架。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成为罪犯，为什么我会成为杀人犯，是个人人格上的缺陷造成的，可能当时看起来你是最执着，最革命，但你想过没有，你的本性里有一种杀人的野性在那里涌动。我的选择就是打架。后来我大概召集了28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师范附中。中间还发生了一个事，就是对方拦截了我一个熟识的朋友，险些将他刀刺致死。我们一听就急了，那时候人很容易简单化，坚信这就是阶级报复。
问：然后你们做了什么?
王冀豫：我们把师范附中的体操房砸了，拿了镐把、垒球棒、体操棒、标枪、消防拴，只要是能打人的东西就都拿了。刚开始双方胶着，没有正式接近，没有身体接触，都是弹弓、石头、棍棒之类的比划，他们冲过来我们就撤退，他们撤退我们就进攻，双方就这么拉锯。拉着拉着突然来了辆卡车，拉了一车增援的人，这才正式导致了我们双方开打。
问：您和王某某是怎么打起来的?
王冀豫：当时我先捱了别人一棍子，有点晕，手里的体操棒也打断了，我就拿棍子回身给了那人一棍子，把他打开后我拄着棍子站在那，就是这个时候，王某某跳过来，我记得他的脸，一张英俊的脸，高高的个子，比我高，帅帅的，后来知道他那会是21岁 ，他拿着个大砖头跳起来砸我，我一捂脑袋，砖头砸在我手腕上，砸的剧痛，一下子把我给砸醒了。我喊着“我打死你”，他就开始跑。
王某某贴着路边跑，我就神差鬼使地在后面追，他好像没觉得我在追着打他，他就是正常的撤退。结果我就一棍子打在他脑袋上，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是有意杀人呢?他不是在我们俩打的过程中被我打死的。这点必须讲明白，很多人都愿意给自己开脱，但我觉得文革到现在，那么多人做恶，没有人说，真是这一代人的耻辱。
我承认，我认账，我是在打他，是故意在打他，是打人，而不是被打。就两棍子，第一棍子打到他后脑上把他打倒，他滚下来，爬起来还想跑，我第二棍子打在他前面，他根本动不了，就拿手这么捂着脑袋，等我再跑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这样了，血顺着胳膊往下流。
问：那您没有想到送他去医院?
王冀豫：我当时就打前面的人去了，没反应，当时什么反应没有。
问：您当时没觉得他可能会死?
王冀豫：我当时没觉得他要死，当时我就喊，我说你跑不了了，我还挺得意，有种打赢了的感觉。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棍子是这么大的一个镢把子，前面是方的，第一棍子用棱角打进他的后颅骨，第二棍子打他的前额，棍子上都是血。
其实后来有个警察说，那两个人即使不打，你这两棍子也足以使他毙命，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客观。他们说，你那么大的个子，爆发力那么强，这两棍子足以使他毙命，虽然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但我个子跟现在一样高，精瘦精瘦的。
问：您是怎么知道王某某死了的?
王冀豫：当时我们把对方全部打败了，很得意的宣告我们胜利了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一个，我说谁?他说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一听我就知道完了，我打死人了。
问：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哪里?
王冀豫：我跑过去看他时，他已经被送到了师范附中的医务室，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的门板，可能是旁边老百姓家里卸下来的，把他抬到了医务室，脑袋上、脖子上都绷着绷带，右脖颈还咕嘟咕嘟往外冒血泡。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一看就不行了。
我问一个志愿军时期就是护士的老校医，我说他有救吗?那个护士说没救了，我抓着护士说你再说一遍，那护士说你给我松开，告诉你没救了啊。
我就打电话给公安局，1967年8月5号下午大概5点多钟，我打电话给公安局，说打死人了，怎么办呀，人家公安局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没时间，我们没有警力，我们不管。
问：之后呢，您回家有没有跟父母说这事?
王冀豫：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做鸟兽散，不打了。因为打死人了，所以说他的死亡给这场大型武斗划上了句号，如果他不死，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手榴弹扔进去了，因为我们这边有人从长春武斗的现场回来，带了手榴弹， 很可能是这个城市第一个动用军火的事件。 但是他这儿一死，我们一撤，手榴弹就没用上。
我爹妈都不在，家里没人。我爹在西郊机场喂猪，我娘在昌平五七干校干活。
问：接下来的生活呢?
王冀豫：接下来的生活就是活着，很正常，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一切正常。
被抓进监狱时没觉得意外
问：有没有想过打死人这件事?
王冀豫：当然得想，每天晚上都想，只要夜深人静一安静下来就想，我打死人了，就很自责，很难受、很懊悔。最后就被抓进监狱了。
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王冀豫：1967年12月14号的上午。在海南岛。
问：什么人把您抓起来的?
王冀豫：海南岛军区公安局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问：他们因为什么抓您?
王冀豫：他们奉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对我宣布拘留，因为我打死了王某某。
问：那时您为什么在海南岛?
王冀豫：因为我到海南岛想投靠越南海军，到越南去援越抗美，想用这个来洗刷个人罪恶。
问：当时抓您的时候，您惊讶吗?
王冀豫：我不惊讶，认为很正常，该抓。
问：您是觉得早晚有这么一天吗?
王冀豫：对了，罪恶肯定要被追究。
其实严格讲，我们在讲述文革的一个事实片断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无数的碎片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个灾难，这场灾难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是人类的灾难，要把它永志不忘的留在人类的历史上，要让将来的人知道，如果我们愚蠢被洗脑，结果就是这样。
问：您在监狱里呆了多久?
王冀豫：9个多月吧。
问：监狱生活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冀豫：当时的监狱是北京的半步桥监狱。监狱里什么事也没做，在里面只能看毛选，没有任何别的书籍。我待的那个号定员是16个人，关了22个，最多的时候24个。关进去的有北大、清华、北航、北外的教授，还有当时北京昌平县一个抗日游击队的队长，都是政治犯。
在监狱里面受到的是知识、文化方面的熏陶，其中有个人讲1923 年路过东京，当时从东京到横滨就已经有高架铁了。我才知道，其实我们远远的落后于这个世界，当时我认为是强大的工业技术，现在我明白了，是社会制度，制度领先决定胜负。
如果说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清算，那么这个革命有什么意义?我认为一切都应该按照宪政来，按照法律来，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鼓吹宪政、鼓吹法律的原因，这些是基于深刻的思考和感受，不在于我读了多少书，监狱里读的书都是毛选。
问：在监狱里的这几个月，您是否觉得心理负担没那么重了?
王冀豫：心理负担并不重，释怀了，释然了，一切都解脱，觉得比在外面待着舒服，在外面待着还有点良心责备。等着接受审判，很舒服。
问：最后审判了吗?
王冀豫：没有审判，就送学习班了。
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王冀豫：1968年9月28号。
问：您还记得释放的时候警察怎么说的吗?
王冀豫：警察说得非常豪迈。我们入学习班的那天就有一场非常豪迈的宣言，我是8341 部队的副政委吴某某，我是一个老红军，现在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代表林副主席，代表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文革，向你们宣布一个命令，“咔”一个立正，牛可以改造耕田，马可以改造打仗，人为什么不能改造呢?同学们，为了使你们尽早回到人民的行列里来，我们给你们创造最好的环境，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让你们到学习班去学习、改造，尽早的回到人民的行列里去。
当时就是给我们进行了这么一番宣讲，我基本上是一字不落，我这人记忆力好得惊人。
1969年2月，在我们毕业那天，又是这个军代表，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代表林副主席，代表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文革对你们宣布教育释放，并且再向你们宣布，第一不戴帽子，第二不记档案，第三不剥夺政治权利，第四组织上负责保密。我们就这样给教育释放了。
问：这就放出来了?
王冀豫：放出来了，而且当着我们的面烧掉了起诉书，烧掉了逮捕证，统统的烧掉。
自己做的事就得自己扛
问：那之后你有没有联系过王某某的家属?
王冀豫：不可能再让你联系了，不给你任何联系的机会。而且警察还说，最好不要找他去，不要找他们家，没有他们家的通情达理，你也不会这么早被放出来。
王某某的爸爸还跟我爸爸见了面，两家家长，通过公安局见的面。他们家说都是阶级兄弟，这是场误会，放了吧。
问：您后来出于什么原因写下了一篇题为《背负着杀人的自责》的文章?
王冀豫：当时不是要发表这篇文章。2007年，一起插队的吴岩(音)提出让我写下来。她说，文革是一个被遗忘的事儿，你写了以后我们好对得起后人，我们准备写个忏悔录，出一本小说。当时我答应了，但我实在不愿意写，家里人也反对，说是找麻烦，那么多年都沉寂了，又突然拿出来写，人家会不会找你来呀，后来我就拖着。
拖到了2008年我爹去世，又拖了一年。后来吴岩又找我，说你一定要写，说你既然是老爷们儿干吗这么怂，答应的事儿不办。后来我就咬着牙想写，又没写，又拖，拖到 2009 年写了，写了就发了呗。
问：发表之后您的家人和朋友有什么反应吗?
王冀豫：没什么反应，大伙儿就觉得发就发了。
问：之后王某某的侄子是不是找过来了?
王冀豫：对，找来了。他找我说，我们家人平静了这么多年，你这一下让我们全家人都很痛苦。我们专门请他吃了顿饭，他当时讲得很清楚，第一我们不原谅你，第二我们佩服你，佩服你敢认账，我们不能原谅你是因为你杀了我们家人，而且我们必须提醒你，不要再用我叔叔的名字，因为我们家人受不了，每次一看到这三个字，全家人就哭成一团，你当年已经给我们制造了痛苦，还要让这个痛苦再继续下去吗?人家说得入情入理。
问：您觉得这篇文章是您的忏悔吗?
王冀豫：这篇文章不是忏悔，这是认账，我只说它是认账，忏悔这个东西，我又不是基督徒我后悔也没用，我对不起人家，本来明摆着对不起的事儿嘛，我就是认账。
问：心态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王冀豫：如释重负。因为这事儿折磨了我有一段时间了，突然一下觉得它是个事了，突然觉得心里不舒服了，可能是50岁以后吧，突然就懂人事了，我杀过人，这是一个很缺德的事。
问：您现在能找到当时那么做的理由吗?
王冀豫：没有，找不到。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做过恶，而且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这个作恶的条件，这是一个合成因素，它造成了一个作恶的条件，也许我是个恶人，但有一点，没有这样一个环境我也恶不起来，而且它会把善变成恶，你越投入，进入这个恶的体制，你可能变成恶的程度就比别人更厉害。
问：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假如他们家人重启诉讼，您愿不愿意上法庭接受审判?
王冀豫：我当然愿意接受审判。自己做的事，那就自己扛呗，认账。
问：这几年陆续有人公开表示对曾经伤害过的人道歉，对那些没有站出来道歉的人，您怎么看?
王冀豫：没站出来就没站出来，没有必要逼着每一个人都站出来，我们现在控诉的是这个时代的罪恶，而不是要清算每一个人，我反对清算，如果清算的结果就是我蹲监狱时两个徐的结果，老徐埋了小徐的父母，小徐借着文革就把跟他毫无关系，甚至不是埋他的人的子女也给人家活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