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1日，上海，幼稚园
1949年前是中华民国的统治中国的时代。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建立中华民国，借鉴美国的三权分立案例，在中国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中国播下了文明政治学说的种子，中国应该会有些许光明才对。就算最后掌权的蒋介石飞扬跋扈，但他一直以光大总理遗愿为己任，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最起码要稍能掩人耳目才对。照这个逻辑推断，加上国民党内未爆发诸如“文革”、各种全国范围内政治迫害运动的人间惨剧的实例，大陆教科书的说教，就很难站得住脚。
人们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其他真面目。
首先，中华民国的经济，曾经的辉煌光芒万丈。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现在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而事实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其次，中华民国的教育，大学是真正独立的。
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很多。比如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又比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第三，中华民国的政治，是比较民主自由的。
举一个例子。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驻美大使”却是个各方趋之若鹜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想乘机以亲信颜惠庆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述来看，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的确还是令人怀念的。
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样读？对历史有什么样的记录和解读，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因此，人民应该知道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
那么，历史学家如果要再撰写民国史（如果承认民国的下限是1949年的话），基点是什么，就成为对历史学家的一个考验。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的执政当局对前政权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没有好评；对民国历史极尽丑化叙述之能事。这样，人民便遭遇到一个被全程走样的民国史。以至于老百姓除了“新旧军阀”、“政治反动”，“经济掠夺”，“文化保守”等完全出于宣传目的的所谓“历史叙述”外，对这38年的历史便一无所知。在政治运动高潮时，甚至任何与此种宣传口径不符合对此前历史的说法都可能被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或者被人检举下狱。于是，尽管“民国”刚刚过去，但是“民国史”却是被愈涂愈黑，几至完全被政治所屏障了。
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紧张空气的逐渐松动，“对外开放”的时代也来临了。经济上引进外资的同时，文化上也开始引进外国人写的一些历史书。于是，费正清所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便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的民国史普及读本。平心而论，此书首先是一部学术作品，所以其立场基本上跳脱了过于明显的两党“党史叙述脉络”，但这部多位学者合作的成果，使读者掩卷之余，很难有一个宏观的知识脉络。
民国是如何嬗变的？前后的历史关联性在哪里？此书并没有告诉读者。更为重要的是，它只是代表西方学术界1970年代左右的研究水平。但民国史档案的开放，内部史料的大量涌现，却是此后的事情。因此，在许多史事的描绘上面，《剑桥中华民国史》很难与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吻合。如果拿这个标准来看《剑桥中华民国史》，乃至其他许多的西方汉学家所写的有关民国史的著作，可能许多地方便不太合格了。或者说，他们笔下的“民国史”其实更多的是“概念化”的历史，如“军阀”、“资产阶级”、“现代性”、“民主VS独裁”、“民族主义”、“新文化”……，这些源于西洋的概念一个个地被加到了中国的历史身上，于是，“民国史”被塑造成为一段西人理解基础上的“概念化”历史。
但是，当崇洋的中国治史者，他们所拿来的“概念”，往往是他们想像中的东西，或者一些没有生命的文字。于是，他们企图重写的“历史”便变成了一个“四不象”，可信性远远不如西方学者所写的“民国史”。1990年代后，在学术大跃进的潮流中，打着学术作品旗帜的历史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只管赢利的出版社一本本推出来。以“民国史研究”来看，表面似乎愈来愈繁荣了，但究其实，则比上面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西洋摹仿者还不如。而在以数量统计至上的成果评价体系中，连这种想法与信念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可笑的奢侈品。在这种形势下，被众多急着要评职称、争权利的作者所撰写出来的“民国史”堕落成一堆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于是，人们所知道的民国史，便彻底被搅成了一锅糊粥。
常听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历史学家布龙塞奇威格则坚称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然而，中国人真可以说有自己真实的历史吗？！
从目前情况看，历史学家们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