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性洒脱，能当着斯诺的面在裤腰里面捉虱子的毛泽东来说，衣着饮食并非他所追求。毛终其一生，留于后世的着装印象，大概也就是灰色中山装、绿色军装、还有白色系带睡衣了。就是这三种简单搭配，在毛泽东的身上，却能够在不同时代场景中，演绎出耐人寻味的历史大戏。
穿睡衣入军营
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标准像，因为被安放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缘故，一直是中国民众最为熟悉的毛泽东符号之一。不过在西方社会中，人们更习惯的称其为毛装（MaoSuit）。
毛装源自中山装，这是晚清覆灭之后，革命者身份的外化。但细致观瞻之后，也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为中共领导人定制服装的十二名服装技师，都没有照搬中山装的原有版型，而是依照毛的体型做了大胆改造，上身两个衣袋的兜盖变得弯而尖，垫肩微微上翘，两肩更加服帖。
在毛装中，领口被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这一考虑到毛泽东脸阔而形成的改良，也改变了传统中山装紧扣喉部的风格——即使在中国它们都被称为中山装，但早已是那个连袖口后面的三颗纽扣，都能被赋予“三民主义”含义的政治衣冠了。
1965年四五月间，“毛主席到玉泉山休息。有一天，工作了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翌日拂晓，他还穿着毛巾睡衣，就招呼上警卫和司机，没有通知其他任何人，就他们三人开车出了玉泉山，直奔空军34师所在的西郊机场而去。有关人员，如警卫部门、保卫部门都全然不知。”
严谨处事的毛泽东，在警卫人员的眼中，一直是配合保卫工作的领导人，但这一次“穿睡衣进军营”的举动却颇为反常。在这段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的回忆录中，“在空34师，他让能到场的人员全部到场，听他讲了一通话，才返回玉泉山。”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在考虑4个问题：身边的“赫鲁晓夫”，“可能重上井冈山”，军队领导权，还有中国周边局势不稳。邬在回忆录中写猜测，“穿睡衣进军营”，显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但毛的深思熟虑，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思索，恐怕连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都难以说清。
汪东兴没有讲，谁也不敢再开口。当时34师众多官兵都听过毛泽东凌晨讲话，无人再提毛泽东讲过什么。不久文革爆发，但即使在那个以聆听毛泽东讲话为荣耀的时代，也没有人在当时的报章，或是军中造反派的出版物中，回忆这一“幸福而光荣的时刻”，毛泽东“穿睡衣进军营”的故事也似乎永远的成为了历史隐情。
类似的故事在其后又发生过两次。这似乎可以印证，每当毛泽东突然改变他的着装，一定会是历史情节发展的最初节点。
“为什么不给领袖一套合身的军装？”
“今天清晨5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
时间停留在1966年8月18日的这个红色早晨，文革大潮已经在两个月前涌起。这一天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史诗般的场景令人血脉贲张，但当第二天人民日报将毛的巨幅军装照刊登在头版时，无数普通民众的来信投向了中南海，表达他们心中的疑惑。
“为什么不给领袖一套合身的军装？”因为出现在报纸中的毛泽东，他身穿的军装明显过于紧绷。
其实这套军装的真正主人并非毛泽东，而是当时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干部刘云堂。1949年入城后，毛泽东就没有穿过军装。1955年，当中央首次授勋时，原本为毛泽东订做了一套大元帅服，毛泽东也坚决不穿。不仅如此，在审查军衔服装样品时，毛泽东看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还抬起左手向外一挥，右手夹着香烟朝“大元帅”轻弹了一下烟灰，打趣的说道，“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摸准了毛泽东脾气的身边人，自然也就没有为毛泽东专门订制哪怕一套军装。
在接见红卫兵的前夜，毛泽东突然对卫士长陈长江说要穿军装，情急之下，中央警卫团中唯一与毛泽东体型相仿的刘云堂，从库存中调出自己仅有的一套全新军装给毛泽东，勉强一用。
没有戴惯军帽的毛泽东，往往把帽子戴歪，军帽上的五角星也就斜到一边，不好看。李讷交代摄影记者，军帽歪了就替主席正一正，但没人敢这么做，最后发稿时，记者们只好重新画了一个五角星。
即便是如此仓促，毛泽东的军装亮相，却带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巨大震撼。美联社、塔斯社敏感的意识到，毛在向世界宣布，毛泽东绝对拥有军队。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
城楼下的红卫兵欢呼伟大领袖的到来，毛泽东也脱下军帽向人群挥动，此后十年，毛泽东身上的军绿色淹没了中国。
城楼上的人们，也意识到了毛泽东突然改穿军装的意味。80岁高龄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原本是便装前来，在与毛泽东交谈了片刻之后，走出大厅，当他再出现时，也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绿军装。
在这个早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顺序也突然发生变化。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中，林彪进入第2位，刘少奇降为第8位，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都被改为常委，林彪成为唯一副主席。这一新的权力排序堪称大起大落，不过并未公布于一周前闭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而是在城楼上悄然亮相。毛泽东此刻军装现身，对于新调整的政治局面来说，意味深长。
当天，身穿中山装的刘少奇，远立于毛的东侧，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
“不要换了”
午饭过后，身穿睡衣的毛泽东躺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工作人员将他搀扶进书房，毛坐下后随手抓起一本书，翻开又放下。
这一天是1972年1月10日，尚被文革打翻在地的陈毅四天前去世。也就是陈毅去世前几个小时，毛泽东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检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据叶剑英报告说，他已将这话带到陈毅枕边。
当7日早晨得知陈毅去世后，很长时间毛泽东面无表情，无言无语。
而围绕对陈毅的评价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主张在陈毅追悼会规格问题上压低标准，在对陈毅的悼词硬要塞进“有功有过”几个字。
周恩来无力抗拒江青等人定下的基调，只能提笔加上了一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送毛泽东审时，周恩来附信强调“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悼词送审稿时，提笔划掉了这段文字，写了“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从避谈二月逆流，到亲笔修改陈毅悼词，毛泽东对陈毅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翻转。
追悼会将在下午3点开始。
没有日历，面前也没有钟表，就在追悼会临近开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问，“现在是什么时间？”工作人员回答是一点半，毛泽东一拍沙发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罢缓缓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
上身睡衣，下身薄毛裤，毛泽东行得颤颤巍巍，工作人员赶紧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穿的那套灰色毛装，毛泽东说，“不要换了”。大家给他披上大衣，正准备给他穿制服裤子时，毛还是拒绝了。
这与以往毛泽东逢重大决策后的态度极为相似。而睡衣，正是这种决策来得突然与猛烈的见证。
西花厅周恩来住处的电话马上响起。得知毛泽东将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指示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他又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出席追悼会。
陈毅新逝时，原本身份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其治丧事宜都由中央军委主持，整个追悼会的规模也仅控制在500人。即使是略显潦草的身穿睡衣前来，毛泽东的出现，也将立刻提高追悼会规格，更为紧要的是，这可能预示着毛会考虑启用像陈毅这样的老干部出来主持工作。
周恩来放下电话，也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他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几个卫士七手八脚抱着总理的衣服，提着鞋，叫总理，总理却说，上车穿！上车后周恩来也不忙换衣服，一个劲地叫司机快。车厢里小，人要窝着换衣服，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将睡衣换了下来。
而毛泽东则披着大衣，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场。在中南海摄影师顾保孜的镜头中，毛泽东灰色的呢大衣下面，露着一大截睡衣下摆，再下面是灯笼似的绒裤，脚上一双老头鞋。
顾保孜回忆说，很多人在现场察觉到了这一细节，但他认为毛泽东能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情本身就实属不易，所以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穿着并没有过度的惊讶。
在见报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大衣下摆处被裁去，睡衣的领子，也被改成了衬衣领，一切看起来不露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