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之时，如果说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但是，却也爱恨交织。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更加徒劳，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夺目的夕光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祗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它们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钟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光，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们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必须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革命时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切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可是，天分四季，月有圆缺，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在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更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是增添爱欲，它便越是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或早或晚，我们要活成最厌恶的那个自己。既然结局已定，我们越往前走一步，便越是在背弃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而得救还遥不可及，我们仍须丢弃害羞，去争吵，去斥责，去辩论，去滔滔不绝，唯有经过了这些，安静下来，想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无数虚妄里的困顿和奔走，这才害羞，这才说不出话来。事实上，时代变了，你我也变了：世间照样存在叫我们羞于说话的物事，但它们不再是雪和玫瑰花，也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楼，它们渐渐变作了我们日日制造又想日日挣脱的妄念与不堪。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绝的间隙，我还是想念札幌郊外的那场雪。《五灯会元》里记录过这么一段——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东海浮沤。”曰：“如何领会？”师曰：“秤锤落井。”好吧，我既无法重回到十几年前，暂且就不再将那羞于说话之时看作中心，看作一段行路的终点，而是看作浮沤，随缘任运，无所挂碍，随处漂流，时有时灭。说不定，到了最后，那些沉默、震惊和拜服反而会像秤锤般结结实实地落入了井中，就像十几年前的那列火车，它没有停，穿过太虚国度之后也没有停，一直开进了我此刻的生活，只要我还能发现、遭逢和流连羞于说话的时刻，我就可以拿它们作为车票，不断朝前走，一直不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