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支联会等团体每年6月初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烛光晚会。民运人士在晚会上手持蜡烛
中国环球时报发表署名评论，谈到海外民运并说，海外民运已经被边缘化，沦为“最小棋子”，没人相信他们能“掀起大浪”。环时的观点不为一些海外民运人士所认同。
继八九学生领袖王丹近日发起纪念“六四”25周年的“天下围城”活动后，中国海外民主人士星期一又策划“六四”25周年的“重回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旅居纽约的中国媒体人北风等人策划在明年八九天安门民运“六四”屠杀25周年之际，“重回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动员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及关注中国民运和人权的志愿者闯关回国，与国内的民运和人权人士会聚天安门广场，即使进不了天安门广场，也要在广场四周举行各种纪念“六四”的活动。
单仁平：海外民运想“闹事”
环球时报周三的这篇头条评论，是“单仁平”所写。有报道说，单仁平是环时总编胡锡进的笔名。这篇文章说，近来海外民运人士在网上联络，扬言要在明年的某一天回国闹事，或者到中国政府驻世界各地的机构门前“围城”。
文章提到的最近发生的这几件事情，主要是北风提到的“重回天安门广场”行动，还有王丹博士发动的天下围城和杨建利博士使馆“涂鸦”活动。王丹和杨建利都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都在海外。
环时是中国唯一“关注”民运的媒体
在中国大陆，环球时报是唯一评论海外民运的报章。2004年5月，环时曾刊登王丹和王军涛接受台湾资助当“间谍”的消息，引起王军涛、王丹反弹，将人民日报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告到美国法庭。
环球时报评论借“大陆学者”的话说，民运人士在西方已经被边缘化了。“没人相信他们能掀起什么大浪。”
封从德：“我们只要赢一次，他们就永远输了”
不过，海外民运人士对单文观点并不认同。流亡美国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星期天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重回天安门广场行动策划者曾与他讨论过此事，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国内严厉的维稳局势，力图将国内人士参与的风险降低到最小。
他说：“他的做法是分散风险，非中心化，也不是说谁来发起，大家只要说，我们支持这个行动，但是不知道谁去做。到那天，大家都往那附近走，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到了天安门，然后再看情况。是有很清楚地控制风险，尤其是个人参与的风险的考虑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计划。”
曾担任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的封从德表示，这次行动的最优结果是“我们只要赢一次，他们就永远输了”的结束一党专政，但难以实现，但是，通过行动充分调动和消耗维稳力量，发动一场持续一年的维稳系统消耗战，却是很容易实现的，而且至少可以激活六四议题，让全球的舆论再次聚焦六四问题和中国的民运。
环时：海外民运只有两百人
环球时报说到“中国学者”评价民运，但并没有交待任何学者的名字。环时说，海外民运作为一个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它说：海外民运组织有多达几十个，但总人数只有大约200人。“他们彼此联系不多，很不团结，互相竞争在海外的影响力和越来越有限的物质支持。”
魏京生：海外民运很有用
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海外民运很有用，否则，北京不会“关注”它。他曾对美国之音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开始重新重视海外民运状况。他说：“这说明一个问题，最近一两年，共产党对海外民运很重视，过去老说海外民运没有用，它现在很重视，采取各种手法分裂和分化你，然后抹黑你。既然海外民运没有用，共产党为什么还下这么大功夫？”
很多海外民运人士注意到，既然海外民运人士“没用”，为何环球时报对海外民运非常“关注”，对海外民运消息也非常敏感，反应出奇“快”。单仁平曾就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案写过几篇文章。还针对海外民运写过数篇文章和评论。
单仁平的文章认为，1989年出走的那批人大多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新加入者参差不齐，他们越来越‘实际’，很多人现在谈政治成立维持生存和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文章还说，海外民运人士在西方对华博弈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边缘化，逐渐成为“最小棋子”。由于他们长期脱离中国社会，早已不再是“撬动中国国内舆论场的杠杆。”
环球时报的评论认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海外民运人士，西方社会的“反华力量”也把大部分精力从这些人的身上移开。这让他们“饱尝政治上的世态炎凉”。
魏京生：民运人士也是人，非常不容易
因七十年代末在北京撰写大字报要求民主而得罪邓小平并坐牢十多年的魏京生说：“海外民运人士也是人，也都有缺点，他们也在改善，不过无论如何，民运人士本质上要比共产党好。大家在海外坚持了这么多年，非常不易。”
环球时报评论批评说，这些人，“由于长期隔绝，”“大多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人，有些逢中必反。”该文还批评说，海外民运人士已经“失去了和中国主流社会正面互动的能力。”“一些人甚至同‘藏独’‘疆独’搞到一起。”
不过，“单仁平”也承认，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深刻影响了中国大众舆论，当时他们左右人们看法的能力，直到今天中国的舆论领袖无出其右者。”文章说，去国后，这些人曾一度组成联盟，对“推翻”中国体制充满信心。“他们之后政治上的失败和人生空耗如此没有余地，令人长叹。”环球时报所说的当时那些很有影响力的“民运人士”，应是指八九年六四前后去国出走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严家琪等人。
“与其折腾不如随遇而安”
“单仁平”文章最后说，“大概没有人能比民运人士自己更清楚他们走错了路。他们需要思想上痛切反思的能力，以及向社会展示这种反思的勇气。否则他们就是时代风中刮过的尘沙。”
环球时报的文章最后说：“继续折腾或者纠结下去不如随遇而安了。”
不过，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他说：“这场四分之一世纪过后的一次新的集结，重回天安门的话，它的意义可能会对世界来说，产生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不一定明年就能做得到，但是应该是从头开始激活这个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专制史要把它结束掉。这个当然是要看明年中国政治形势，包括经济形势，各方面的因素会是怎么样。但是，这个议题肯定是要激活，这个是非常重大的有意义的事情。”
今年六四前夕推出重新修订的记录六四历程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的封从德表示，中国国内和全球的人士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等虚拟空间，串联、讨论和动员，至少可以消耗维稳资源，而且消耗越多，产生的缝隙就可能越大，就更可能为国内民间力量生长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