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蒋振娟与尚在世的朝战精神战友合影
穿过“老年精神病区”嘈杂的走廊，11病区5号床是那位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病人最后的立锥之地。这所62年前专为朝战病人而建的浙江省第五康复医 院，最初收治的417名老兵，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位弥留的病人。在老年精神病院低矮的小楼对面，新建的门诊大楼气派堂皇，早已迫不及待地改换成了“湖州第三 人民医院”的门庭。
“朝战病人，你是说5号床小蒋？她已经不能下床，两三天没有讲话了。能不能听懂别人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护士把来人引到3号病房，5号床靠墙，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口鼻插满了导管，瞪视着天花板仰躺在病床上。
她就是护士口中的“小蒋”。床头的登记卡上，赫然写着“蒋振娟，83岁”。插满的导管维持着这个老妇人的生命体征：插入鼻腔的绿色导管是一天24小 时的输氧管，从颈部切入的乳白色导管一天四次供给流质，从被子下掖着的黄色导管里，排出暗浊的尿液。像是为了充分直观地显示她的病征，护工揭开“小蒋”的 被子，这具衰微的身体就横架在搪瓷尿盆之上。
对于她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年轻的护士只是略有耳闻。病床旁的人们谈论着那场六十年前的战争时，病榻上插满导管的身体突然挣扎起来，艰难地翕动嘴 唇，却只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整整三年了，从没听她说过什么。”护工惊魂未定，怔怔地盯着一行浊泪，濡湿了病人的眼睛。正对床头的电视机里，此时正放映 着纪念朝战停战六十周年的军旅片。
“衰退期”
“小蒋，小蒋”的称呼，已经在这个病房里叫了六十年。“小蒋”从不惹麻烦，只有在领导视察时，问起她多大了，无论旁人怎么劝诱，“小蒋”总是执拗地回答“十七岁”。
对这名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的过去，年轻的护士们并不能从病例上了解更多，只知道她几年前就已停用了抗抑郁类药物，而现在每天换药只是补充营养剂。
两年前，“小蒋”在医院里还有个伴，那是另一位上过朝鲜战场的老病人胡久昌。这个年长蒋振娟三岁的老头，在医护人员的印象里，留下了一个颇为滑稽的背影：总是在走廊来回捡烟屁股，见人就拔烟敬烟。一听到革命老歌就来劲，还要指挥大家合唱。
早期的病例档案，记录着“小蒋”属“沉默型”病例，而胡久昌是个“狂躁症”患者。这批稀见的档案材料，三年前被一位记者发现时是残败的模样，如今则干脆被院方封存，“小蒋”们的过去，也在一拨一拨更迭频繁的医务人员记忆中越发模糊。
很少有人知道，“小蒋”咬住不放的十七岁，正是她一脚退出朝鲜战场、一脚踏进精神病院那年。十六岁就被征召入伍的蒋振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 鸭绿江”，担任野战医院卫生员，不想入朝仅一年半，目睹了太多血腥的她，就出现了胡言乱语、乱解小便的症状，继而落下了病根，常常连续数日不眠不休，拒绝 与任何人交谈。
在当年入朝300万志愿军中，像“小蒋”这样最后被确证为精神病、并接受医治的只有不到1000人。大多病例在前线有限医护条件下，只能得到应急性 的治疗。当时开赴前线的唯一一支精神病治疗队南京志愿医疗团第5批第5队，由不到10名医生组成，他们中有人挂着留美博士头衔，但缺乏战地临床经验。
在战场的另一边，美军已经在军中配备了上百名专职的精神护理师。在二战当中，惨烈的太平洋战争在美国人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曾经一度出现因为精神 疾病退出战场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动员参战的人数。这一数据在朝鲜战争中大幅降低，从23％降到6％。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理论提出后，美 军及早采取了事前和事中干预。心理学家Roy的研究表明，战场预防的疗效要远远好于事后治疗。而这套关于战争创伤的理论全面引入国内，还得是三十年以后的 事。
1952年，从长春第18陆军医院精神病科退下的“小蒋”，终于没能恢复到跨出国境前那副无忧无虑的样貌。编制于上千名志愿军精神病员中，在此后的 三五年里，被分批送往地方疗养院。“湖州三院”之外，位于山东济宁的戴庄精神病院、张家口的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均属专门兴建的精神病院。
六十年过去，戴庄收治的朝战病人已无在世者；河北张家口、湖南常德等地的最后一名朝战精神病人，也相继离世。当年湖州三院的417名病人，如今只落下“小蒋”一个。
他们一脚离开战场之时，似乎就注定终老在这里。“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哪里，蒋振娟经我们调查是江苏泰安人，去年走掉的胡久昌是哪里人，就没人知道了。”这些年里，只有一名病人在几年前被家属认领，但连他的确切名字，医护人员也记不清了。
当年专门收治朝战精神病人的院子，如今已盖起了新病房。而在“老年精神病区”里，混杂在一百多号被家属送进来的病患之中，“小蒋”的存在执拗又不起 眼。陪伴她近十年的护理工阿姨说，“从来没哪个亲戚来看过她。”只有每到“双拥”时节，出现在合影中的“小蒋”，会换上一套特意为她准备的“迷彩服”，以 标志她和这所医院曾经的特殊之处。
平日里，无论医护人员还是护工阿姨，都公认“小蒋”是最不麻烦的一个，用医务术语来说，“她已经进入了精神病的‘衰退期’，闹不动也哭不动了”。旁人几乎已经习惯了她整日长时间对着天花板的瞪视，难以从中捕捉到一丝情绪的波动。
“肠梗阻”
一天四次为注射流质换针头，成了“小蒋”对外界的反应最强烈的时刻。护工阿姨掰开她的手指，好让护士下针。这只枯槁的手挣扎着，抬起一根手指就压下 另一根。密集的针孔，在她的无名指、食指指端留在了一片异常的绯红。“以前还要打胰岛素，十个指头每天轮着打，一看到针头她就缩手。”阿姨说。
晚年患有糖尿病的蒋振娟，曾长时间采用胰岛素治疗。而胰岛素注射，也曾是这批病人在朝鲜战场上所经历得最频繁的治疗手段（另一种是电击治疗）。如今 随着身体的衰弱，她的精神病症被宣布为进入“衰退期”，而两年前还因糖尿病浮肿的身子，随着胰岛素的停用，病症好像也随着时间退去。
病房里的护士们回忆，在“小蒋”之前过世的几位朝战精神病人，都曾有过程度不一的肠梗阻症状。“胡久昌死的时候，已经三个多月没有进食了，连吊针挂流质也挂不进。”而肠梗阻，属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常见副作用之一。
从2004年开始成为蒋振娟等朝战病人主治医师的陈南（化名），对这种说法未置可否，她只是强调“肠梗阻不是直接的致死病因，而是病人肌体衰老所引发的伴生症状”。至于他们的战争创伤，因为病人在晚期多已转入“精神病的衰退期，和普通的老年精神病患者并无二致”。
十多年前，“小蒋”和她的病友们还未被转入“老年精神病区”，湖州三院曾把他们围在一个院子里，进行群体治疗。据老护士长回忆，当年在药物治疗外， 特别试行过一套“工娱疗法”，就是工作加娱乐，在病人病情稳定时，组织他们编筐子、篓子，做草纸，还能种地、烧蜂窝煤，“这些东西主要也靠我们自己摸索， 好像也没有听说什么医学上的特别说法。”
“战后创伤症”这一课题，尽管在西方一战之后就开始得到重视与研究，但在国内，要迟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零星的病理研究。美国精神病协会 (APA)统计，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群总体患病率为1%~14%，从二战到越战，美军因“战争精神创伤”问题退役的军人超过50万人，这一群体也成了社会 福利倾斜的主要对象之一。作为少数集中收治临床病例的医院之一，湖州三院在建院62年之际，院方仍选择回避谈论这群特殊的病人。
在新建的门诊大楼的阴影里，“老年精神病区”5号病床上那具细瘦的身躯，仍承受着那段难以言说的过去。护工阿姨记得，近三年里有一次她请假三天，回到“小蒋”床边的时候，病房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撂开床单才发现，一摊便溺的污渍，已经发黄变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