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7日，朝鲜杨集(Yangji)，朝鲜战争期间，雪地中露出一双缚住的手和一个呼吸造成的空洞，表明死者在中枪后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呼吸。这名朝鲜平民被撤退的共军枪杀后抛弃。(美联社照片AP Photo/Max Desfor)
朝鲜战争中到底谁打败了？为什么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没有选择回国？朝鲜战争长津湖战役中为什么有多达189名志愿军战士冻死？
3月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针对美韩的敌视朝鲜政策和制裁阴谋，朝鲜将采取包括“将彻底废弃朝鲜停战协定”等三项重大措施。举世震惊于朝鲜的外交动作之余，那场60年前的战争重新成为热门话题。60年前的《朝鲜停战协定》，结束了惨烈的朝鲜战争，并将中美关系、东亚各国关系长期置于冷战格局下。
数十年来，国人所受的朝鲜战争历史教育，由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黄继光、上甘岭这些名词构成。其宣传的内容，是中朝兄弟友谊、中国战士的勇敢、爱国主义、依靠落后装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入侵等。这些概念宏大、热情，但其背后不乏冷漠。这场战争中的人道灾难、值得反思的政治军事体制等，至今在正史中鲜有提及。
谁战败了？
作为战争，朝鲜战争最基本的话题是：中国打赢了吗？
长期以来，国内宣传朝鲜战争，最著名的段落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的经典言论：“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二是一段经过“阉割”的言论，过去常用来讽刺美国人后悔打朝鲜战争。该言论出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言论实质上屏蔽了前面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它指将朝鲜战争扩大到红色中国的后果，而不是指朝鲜战争本身。
这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在美国国会外交军事委员会的证词，原文如下：
Under present circumstances, we have recommended against enlarging the war from Korea to also include Red China. The course of action often described as a limited war with Red China would increase the risk we are taking by engaging too much of our power in an area that is not the critical strategic prize.
Red China is not the powerful nation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
201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官方正史中纠正了这段公案，加上了“如果实行将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战略”这个限定语。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英文标题是Korea：The First War We Lost。这看似是一本美国人对战败忏悔的书。但该书在前言中即说明意图：美国在南朝鲜和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下，赢得了一场针对北朝鲜的战争，输掉了另一场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的起因本质上完全不同：被朝鲜人公然进行侵略而被挫败；红色中国人努力保护其家园免遭潜在的入侵威胁而获得胜利。
以上美国人的言论都说明，其所称的“失败”，是指没有实现入侵红色中国的目标，而不是指朝鲜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朝鲜战争的伤亡情况十分悬殊。根据沈志华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的数据，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与美国的阵亡比为3.39：1，负伤比为2.47：1。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停战难称中方获得胜利。
虽然志愿军战士发扬了高度勇敢的精神，朝鲜战争是在武器装备完全不对等情况下的较量。
《彭德怀军事文选》在《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中指出，我们在三次战役中完全没有飞机、坦克，极少大炮，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运输工具很少和兵站机构极不健全。而志愿军军凭借的是“高度顽强的战斗作风”，“灵活、勇敢”，兵力多，步兵强，但运输极困难。与之对比，美军的优势是装备、交通运输和制空权。
1951年8月15日彭德怀在《关于几个战术问题》中提到，“单凭勇敢（勇敢是战胜敌人之主要条件，不是唯一条件），蜂拥冲锋，因之伤亡大。追击靠徒步追击。”这说明志愿军依靠的是人海战术。人海战术短期内能见效，但在长期来看，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在现代战争面前，这种战术确实难以和美军持久抗衡。
志愿军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军事决策中带着军事浪漫主义、过往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和过局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在《关于释放俘虏等问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毛泽东说，“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1951年，斯大林回电告诉毛泽东，“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朝鲜停战，由几个大的圈层关系决定的。最外面的圈层则是美苏互相制衡的因素。这个因素既是朝鲜战争持续的因素，也是朝鲜战争停战的因素。
实际上，从一开始，中方和苏联就审慎面对美国。中国军队始终以志愿军的名义作战，避免与美国直接宣战。
在苏联方面，斯大林虽然对中国出兵做出承诺，但严格限制苏联空军，避免暴露。根据沈志华的记载，苏联在朝鲜战争中投入的主要是空军，但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保护交通线和飞机场，并不直接参加前线战斗。“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沈志华提到，朝鲜战争中，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军服，并写下保证书，不泄露曾在朝鲜作战，飞行员空中通话时不使用俄语。
这种各方有限度的介入是制约朝鲜战争扩大的因素。
事实上，周恩来在志愿军进入朝鲜不久，就谈到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也谈到了停战谈判的条件，美国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在双方鏖战数次后，毛泽东意识到将美军撤出朝鲜作为作战目标，战争不可能短时间结束。
第五次战役后，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呈僵持状态。苏联向中方通报了美国希望停战的信号。1951年6月，金日成与毛泽东讨论，决定与美国停战，以三八线为界，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1951年3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4月，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这是有限战争信号的释放。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发表演说，主张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第一步是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30日，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7月1日，中朝同意停战谈判。此后，边打边谈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当天《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沈志华提到，1951年1月13日，在第三次战役胜利后，联合国通过一个议案，建议立即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停火后安排一次有英美苏中参加的会议等，“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4天后，中国否定了该议案，拒绝停火，理由是‘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沈志华分析，此后的战争是“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朝鲜战争对中方来说不能说是成功的。
彭德怀后来对朝鲜战争停战有些惋惜，“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时，中方的人员物资准备比以前更充分了。但考虑到国内经济环境等因素，停战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根本无法支撑长期战争。
为什么大多数志愿军战俘没有选择回国？
共有2.1万名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被俘。战俘问题一直是朝鲜停战谈判的焦点问题。中方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方则将战俘自愿遣返，即战俘自己决定自己是否愿意回到原来的国家。
国内很多出版物秉持观念先入为主的叙述口径，将美国在战俘问题上不实行全部遣返归结为美国人想在战俘问题上给自己捞面子。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分析了战俘问题的世界历史原因，颇值得深思。该书记载，二战中，美军从纳粹集中营中解放出苏联士兵，但其中一些人不愿意被送回苏联。在美军将他们送回去后，许多战俘被用船运到西伯利亚监狱，甚至被处死。该书认为，“出于人道主义因素和政治原因，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除非他们本人愿意，共产党战俘不会在战后被遣返至北朝鲜或者中国。”
在朝鲜战争战俘问题上，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解释”。这是在自愿遣返基础上，由双方派出工作人员，到对方的战俘营中做工作，通过解释、劝说等，让战俘返回祖国。在当时，解释既是一场政治较量，也是一场意识形态较量，涉及到战俘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选择。
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一书记载，1954年，志愿军战俘从仁川港登船，被送往台湾，关进集中营。这些战俘共14000余名。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所著的《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记载，中方的解释人员碰到了志愿军战俘对自己吐唾沫、扔东西的场景。该书描述，“当战俘们走出集中营时，他们还有最后一次向北去的机会。没有一个人犹豫：21805名战俘，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制的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小旗，带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一直向南走去。其中有14343名中国战俘。”
双方叙述有差异，但数字相近，基本事实相同：2/3的志愿军战俘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去了台湾。
大多数志愿军战俘没有选择回来，原因很多。有部分战俘是原来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士兵，有部分人害怕回国受到处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战俘中做了思想工作。
如果仔细了解建国初严酷的国内政治氛围，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中共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制裁的是“一切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但运动出现了错捕、错杀等偏差。毛泽东说：“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当时国内没有刑事诉讼法，一切以政策为衡量标准，谁是反动分子，取决于依靠政策的主管裁量。
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的遭遇，印证了去台战俘的选择。
《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记载，6000多名归国的志愿军战俘，被送到辽宁省昌图县，被归来人员管理处接管。在短暂的欢欣过后，他们很快就进入交代问题的环节，政治磨难就此到来。
交代问题实质上是对战俘的一种哄骗和诱导。《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讲述，战俘张泽石的营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战俘们相信这样的政策。有些人按上面要求，歪曲、丑化自己的战俘经历，却被树为典型。张泽石自我检查时说，自己在被俘时带有一个未能扔出去的手榴弹，他就在材料上写上“有武器不抵抗被俘”。不惜歪曲经历企图过关后，战俘们还被要求相互揭发，重点是揭发别人的战场主动投敌，参加发动组织、出卖党员干部等。这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翻版。
在忠实地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后，2900多名共产党员中，91.8%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右倾怕死”。在上纲上线的严酷政策面前，有80%的人开始被保留党籍，后来风向一变，成为开除党籍。有人听到这样的结论后，当场晕倒或发疯。许多人当场哭泣。多数人在战俘营仍然抱着真诚信仰，结果回来却有这样的遭遇。
《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记载，当时一位审查战俘的副指导员对战俘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中发（80）74号文件，志愿军战俘的不不公正待遇才得到了改正。
人道灾难
在201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没有朝鲜战争志愿军战士冻死的任何记载。志愿军冻死是严重的人道灾难，也是志愿军非战斗减员中的重要原因。
志愿军第9兵团的许多将士来自南方，没有经历过北方寒冷的天气，也没有保暖经验。最重要的，由于仓促应战，他们在最冷的冬天进入朝鲜战场，却没有从上面得到最起码的保暖物资。
1950年11月，华东战区的第9兵团未来得及做充裕准备，就仓促赴朝作战。在进入朝鲜前的沈阳火车站，前来检查部队准备情况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现其中的第20军战士穿着单皮鞋，带着薄薄一层棉花的冬装衣被。部队本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获得必要的御寒物资。但在兵团部命令之下，三个师还没有得到御寒物资就随列车过了鸭绿江。混乱的军事准备和指挥，最终成了夺命罪魁。
根据2010年《文史参考》第12期，志愿军9兵团20军58172团1营排长王学东说，“我们对北朝鲜的冬天会有多么寒冷没有一点概念。”王学东说，“当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冬装，没有手套、帽子以及棉鞋等冬天的必需品。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是来自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的华东地区。11月初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当地的温度还在15度左右。两个星期后，我们到了北朝鲜，当地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许多战士因为冻伤和感冒而跟不上队伍。我们师在第一个星期就有700名士兵因为严寒掉队了。”
志愿军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他曾看到一个连的战士冻死在阵地上。邹世勇提到，他们当时的鞋还是胶鞋，所以在零下十几度的时候，脚都冻坏了。
1950年12月7日至9日，是抗美援朝中最寒冷的三天。
《血地冰天：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纪实》一书记载，1950年12月7日，志愿军第60师第180团投入战斗。但接连下了30多小时的暴风雪，致使阵地上几乎全部人员被冻伤。12月8日下午起，第20军第58师第174团投入战斗。该团警卫连减员到只剩一个排。在零下30多度的寒冷中，该排所有人的手脚都冻坏了。
《血地冰天：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纪实》还记载，1950年12月9日，美军进攻并占领了1081高地，未遇志愿军战士抵抗，原因竟然是，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全部冻死。同样是12月9日，在水门桥附近的一处阵地上，美军未遇一枪一弹，原因相同，阵地上所有的志愿军战士都冻死了。
相关情况也有军事指挥人员的书证。《彭德怀军事文选》提到，志愿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曾经在零下三十度严寒、积雪数尺的高山上，连续作战数昼夜。
彭德怀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也谈到了志愿军的情况，“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共补五斤，须二月六日才能勉强完成。特别是赤脚在雪里行军是不可能的。……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二十六军共八个团，须二月十八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一个师三天只走十五里），到四月才能大体恢复健康，影响了我步兵比敌步兵优势，这是严重问题。……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
根据《血地冰天：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纪实》一书，20军刚到朝鲜不久就发生了冰冻造成的减员，许多人被遣送回国。在惨烈的长津湖战役中，有数百人因冻伤需要截肢，丝毫没有战伤纯因冻饿而死的有189人。
这是抗美援朝战史上无法抹去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