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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采访手记

这是我2008年在吉首采访集资案时的手记,前后收到几道禁令,半途而废。这是我最后一次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去查工商资料,当时经验不足,用记者身份查资料只会增加阻力。

烟厂的老人

编辑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特大“喜讯”的时候,我在正乱石堆里往后走,躲到后面去。昨天晚上那个像狼狗一样凶狠狠的人又出现了,被访者面向着烟厂大门敲打切割乱石里的废钢筋,我蹲在地上面向着他,他发现他来了,叫我往后走,并补充了一句,往后就不要来找我了。

编辑的“喜讯”是让我撤回来,XX部已经点名要我回来,这是头一回,他告诉我这是真的,不是幻觉。我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地上,有一种绝望的沮丧。

接到喜讯前,中午,为了不给被访的老人带来麻烦,我花费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厂门口附近转悠,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为我传递便条——厂门口杂货铺一直开 着,不让那个老人说话的人也一直在那里守着。而我钻了多条巷子没有发现有后门可以进入。我得找一个本地人,传递一个便条进去,告诉他,我希望把昨天中午的 谈话继续下去。

我先物色了一个清洁工,她不与其他揽活的进城人员聚一起,一直在低头扫地。当她扫到我在等的地方时,我叫住她,问她是哪里人,她的话根本听不清,而 且有口吃,一说话就像吹泡泡糖,唾沫结成个大灯笼。我本想给20块钱给她,让她带点水果和我昨天晚上写好的便条去和里面的人接头,看到她说话的样子,只好 作罢,让她继续扫地。

于是,和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聊了起来,他是当地的农村人。我先问了他一天可以拿多少工钱,然后观察他离开后的情况,判定这个人是老实可靠的人以后, 才又示意他过来,我可不希望一群人以为我是招工的主子,就让他跟我到马路对面。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情况,在傍边摊点上买了水果,告诉他要做的事——先把 便条给对方,然后问家中电话,如果没有电话就马上用手机拨动我的电话。

他应诺后接下我的便条、用来记号码的白纸和笔,我给他20块钱,他说事情没办成,不要。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还是提着红色的水果方便袋,我知道事情没办成。可能是碰到家中还有其他人,就转头回来了。我正后悔没有提醒他,这时候转头回来最不好,应当把老人拉到一边单独说。

还好,情况不是这样。屋里没人,他进去畅通无阻,直接从大门,绕到后面的窗户去看。我低估了他的智慧,他毕竟是本地人,而且曾经还在这个厂里打过工。他说问了一个人,那个老人估计要晚上回来。我就把水果送给他,他不要,我把钱给他,他也不要,然后就走了。

我只有硬闯,没有办法。这是我今天要做的重要事情,中午的时间已经不多,下午还计划再去市工商局。幸运的是,昨天晚上的人正好不在,我就直接进去, 果真没人。我把便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本准备离开,想来,不容易进到里面来一次,就顺便看看这里面的情况,不巧,碰上了昨天见到的老人。

这个老人愿意说话,具有正义感,且掌握相当多内情的人,而且肯定没有其他媒体找过他。他的职责是看守大门,而平时他的小屋都关着门,陈旧的厂门也是 关着。我前一日中午来到,抄完了大门挂的牌子及铁门里边安全责任人的电话等等,顺便敲了一下这个门,这一敲,就发现,竟然碰到他。

我与他聊了20多分钟,意识到这个人值得聊一两个小时,而的士司机还在外边等我,我们于是约好晚上继续来。这地方离老城远,的士不多,我下午要来的 目的是去市工商局查注册资料,但我得先来这个地这边看看,看看有没有项目开工、单位什么的,然后拿这个资料再去查相关资料——因为这次集资案最早爆发的原 因据是这个公司资不抵债卖了这块地皮,这块地的归属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而且还有可能通过接手这块地的老板了解到风口浪尖上的这个老板的情况,这个老板应当 是我的报道的核心。

 

阴险的女副局长

我惊讶于在我来查工商注册资料前竟然没有其他媒体到来,因为我来到吉首已经比较晚了。我没有对这个工作抱有太大的困难的准备,因为这应该是个基本 功,一般来说,只要查,交钱就能查得到,广州等地一般都有电子触摸屏,可以直接查询,打印才收钱。但没想到,这次采访的中止却缘于这次资料查询,整整折腾 了我一下午。

自然,先到大厅窗口,对方问有介绍信么?我说有,但在车里。当然不在车里,我就到门外的的士上填了一份格式版本的介绍信来。她让去注册登记科,我就去了。对方看了我的介绍信,然后告诉我:你最好跟办公室联系一下。

我解释后,他让我直接上四楼。我要求他先打电话,我想大概电话沟通就能解决了。我还是只有上了四楼。办公室主任刚开始不在,一见到我以后看了介绍 信,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像我千百次地在政府部门见到官员一样,打电话请示领导。这时,我也径直坐下来等,当他的请示等到拒绝的答复时,傍边的一位女工作 人员也跟着帮腔起来,说,这是集体讨论决定的,不是哪一人说得算,查资料都要分管副局长签字。我毫不客气地回应了一句:这么小个事情,干脆叫13亿人集体 决定算了。

我要求直接给副局长电话,办公室主任不答应,于是再出去打电话。这时这个女的却突然变得客气起来,她发现我可以毫不客气地找她的领导,于是倒了杯水给我,还说做记者辛苦之类。

副局长要亲自过来,我只好等。但在副局长出现之前,却来了两个自称是宣传部的人,他条例清楚地说了三点,诸如禁止异地采访等等,我与他辩解了一会。副局长来了,当然,学的是宣传部的一套,但她比较客气。

我发现他们把球完全踢给宣传部了,于是想到昨天联系的湖南社科院的朋友,他与这边的宣传部长是老同事关系,我拨通过了宣传部长的电 话,我告诉他,查这类资料就是非记者身份也可以,为什么你们宣传部要让工商部门不让查?宣传部长比较客气,他也不认为宣传部应当管,他想让我找新闻中心。

我再与副局长争辩,并把宣传部长的意见告诉她,也就告诉他,那两个人所说的其实无效,不是不能查资料的理由。我又拨通了宣传部长的电话,并让她与他直接通话,这个副局长故意装着说:我没看到号码,谁知道是不是假的。这时,我觉得太荒唐了,就开了录音笔。(这里可能是得罪宣传部门的地方吧)

他们还是通话了,宣传部的意见不是不能查资料的理由。宣传部的两个人也不知什么时候不见踪影,我后来倒是怀疑那两位是不是假的。我继续与副局长软磨硬泡,她最后争执到一点:你没有XX部发的记者证。

这时已经快下班了,看来无望。他不愿意出示法律说必须要什么证才能查,我也不想再争辩就下楼了。这时,我联系了有证的同行,让他马上赶过来。

我又回到上边,有证的来了,她应该无法回绝。她担心我的录音给她带来麻烦,反复求我删录音,我怕她再生变故,说录音不会带来问题,如果担心,我们承 诺,等下同行来了有证,你一定要给他查,勿再生变故,作为交换条件,我把所有录音删除。交易并未成立,她大概应该得到局长的旨意,无论如何就是不让查。

同行大概在30多分钟后到了,又是一番寒暄客套。结果,万般归一:下班了。此前,她把同行的证件上的照片反复细看,说怎么不像,即使办公室主任在身 边反复说,照片肯定没问题。我都有些恼了,想直接说:如果是假的,你就赶紧报警吧。这句话,我后来说了,也是个策略,但还是失策。

她要求复印所有资料,但走的时候却忘了,又打电话过来,要我的也复印,包括身份证。我非常恼火,当时还在他们工商局的车里面,送我们回来城区。我当场在电话里就跟她说:做人不是这样做的,我刚才已经给你看过几遍,我这次就是不给。不过,同行安慰我说以大局为重。其实非也,我也并非一定不给,只是要吓唬她,怕她明天又生变故,对我们肆无忌惮。

证件复印给他们了,复印的时候,我仍然确实不愿意给身份证,因为我觉得这与查资料无关,介绍信可以给,这个就是不印。同行再次劝说,我还是复印了。(如果没有给他们复印件,他们也许连我的名字都记不得,或许这是失策吧。但是我纳闷的是,为什么没有点财经记者的名。)

可原来这些资料是为了上报,当天晚上后方就收到了J令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个傻乎乎地去工商局,虽然作好了查不到的准备,但还心存饶幸。她很客气地接待,并带我们下楼,装着要查的样子。

到了窗口,她马上像一个泼妇一样从鸡蛋里挑骨头,发现了同行的格式介绍信上写的是“采访事宜”而非“查询资料”,同行再也不是昨天劝我不要发火的同行,他先我而愤怒,我反而平静地理论,我想让她查字典,采访活动应当包括查询资料、获取相关信息。

已无用,同行说她是玩弄我们,她又像疯狗一样咬住“玩弄”二字做文章。我这时也非常愤怒,至今仍然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简单的查资料,竟然这样的复杂。我们两个先后出门,走的时候,我指着她说:你们不是玩弄是什么?!

我向来不愿意用恶意的语言去描述一个人,但我实在找不到怎么样的方式能形容这样一个可怜可嫌背后却有一手的女副局长。更可恨的不是个人,而是这个体制,任何人都是自己小领域的小皇帝,没有任何原则法律可讲。这个副局长告诉我,她爸爸很喜欢看NFZM。

这个资料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喜讯”——一个笔名记者的被点名。

 

铜墙铁壁的湘西

当我接到“喜讯”后,我就和那个正在锯废钢筋的老人告别了,他可能没有想过我这个费尽周折找他的记者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对他不感兴趣了。

我突然一下不知道去到哪里,只是准备今天或明天去一趟凤凰。我刚到的那天,在这里的同行有六七家,差不多每个因为禁令撤离的记者都撤到凤凰走了一趟,同行开玩笑说,受伤的都去凤凰。我接到这个喜讯的时候只剩下财经、新闻周刊和了望新闻周刊了。

我跟某同行发了个信息,告诉他我被禁,不去工商局了。中午我找了家律所,后来发现那家不是律所,而是一个服务咨询机构,而且隶属于当地司法局。我以 外地集资户的身份和他谈价钱——查两家公司的注册资料,可以不写委托书,查到就给钱。最初,我们基本达成意向,我同意先交100元,总价500元,查不到 就不给。我和某同行约定,每人分担一半的费用。可当我告诉他要查的福大和三馆的时候,他开始犹豫,并要求提高费用,谈判破裂。

从律所出来后,我给某同行发了信息,告诉他我一定要再去工商局,至少要拍照什么的。他回信息表示支持,说如果有事随时打他电话,他马上赶到。可我下 午还没去,原因之一是中午在乾州新区的一个网吧里我查到湖南工商网上有一些资料(一部分要网上付费购买),既然能获得资料,就不必要再去费口舌。

离开烟厂后,我来到水果摊,提回了刚才买的水果,我想到前些日子在上海某医院的门外,我提着水果蓝游荡在街头,当时是去看望被砍的警察,情急之下,为了获得对方的好感就买了个果蓝,花了60元,但对方已经转院了,吉首小城市,买水果只花了10元。

采访既然已终止,也不再去探究什么真相了。我离团结报社不远,某同行正好要过来。我们就一同去这家当地公开发行的党报,里面的遭遇同样不可思议。先 是找群工部,他们介绍到一个副总编辑那里,对方答曰,不方便查阅这几年的合订本。当我们回头再来到群工部,办公室门紧锁,溜得人影都没有。于是,我们随机 在某个楼层一个一个办公室敲门,竟然无一人愿意提供报纸合订本查阅,一个态度比较好的同行说,现在是敏感时期,上面对这个事早打招呼了。

这次和某同行一起的活动,我事先说好,就说我是他的实习生。我只在某个办公室里出示过名片,那位同行竟然记得这个记者多年前在湖南某报社工作时写的稿子,我们深聊了一会,他也谈到一些内部消息,他主动给了我们名片,我于是也拿出名片交换。(宣传部门说我在接到禁令后还在采访,可能与这次亮明身份有关。)

当天,我已准备直接去凤凰,却突然接到朋友短信问吉首情况,我告诉他明日确实有传言将会集体散步,于是我决定留下来,而且时间也不早了。我退了房, 和同行一起住。当天晚上,我无事就去怀旧,看录象了,很便宜,2元一位,5元包夜,里面或坐或躺,不少脚丫高高树起,好位置都已经被占满了。我突然意识 到,其实这是最好的收容所,我下午所使唤的那个农民工,他夜晚大概也只能在这里住。我去了两家录象厅,一家放抗战片,演技极差,党国宣传题材;另一家放的 是功夫片,倒还有些看头,有的大人带小孩来一起看。

回房间后,写了一部分此文。

凌晨1点,出来吃夜宵。当时网上已有传言说吉首封城,说是几个路口都有武警把守。我们正好一起看个究竟,就打了辆的士去了一个公路收费站和火车站附件可以望到铁轨处,发现平静如常,可见至少网上传言不实。(其实我是在帮他们辟谣啊!)

第二日早晨9点左右起床,我再次打的走了一遍凌晨走的路线,期间路过火车站,并未发现有人聚集,公路收费站也没有异常。然而,当我回到火车站广场 时,突然发现广场对面两个路口已经聚集了大批民众,估计不下千人。我开始在这里观察,就如奥运会开幕式前我站在鸟巢附近一路口观察。

警察起初束手无策,既没有拉起警戒线,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站在马路边劝说,以免人群继续前行影响交通。在马上对面的广场上,两排十几名警察手 持警棍站立,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方式,在这样的场景下,手持警棍意味着战斗开始,最容易引起更大的混乱,可见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上技巧仍然不够,我 当时估计事态不够乐观。

不过还好,没有技巧,但会骗。先是拉起了警戒线,其次是撤走警棍警察,三是将警察分散进去人群劝说,四是开来几辆公交车,告诉群众有领导在体育馆解 决问题,结果有不少群众上车,可到那边什么也没有。我当时有时稍微离开了一会火车站,听说已运走四车人。当我在约20分钟后返回时,人已稀少很多。

传言下午4点,人群将会再度聚集。这种事情,谁也不知道传言出自何处,谁是领导者。上午,同行和几个集资户聊天,虽然多数民众的话多半没有什么核心信息,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毕竟能够集资的,除了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外,还有一些千丝万屡与官场有关系的人。

中午,一行人一起吃大碗饭,并闲聊至下午3点多。我们再次外出看情况,发现几乎没有人群聚集。

我去了车站,坐上了去凤凰的车。上车不久,再次接到后方多个电话,告之我再次被点名,有人知道我还未离开。(听说是我昨天还在采访,可能是我上午现 场观察时,将观察情况发短信告诉一网络媒体,他说将我的短信消息直接发到网上,可能XX部在网上看到我发出的消息。我后来查看,他确实把我的消息发在饭否 网上,但只写了个“谭”字,没有写全名。)我接到电话后的感受很复杂。

车到凤凰,再次接到电话,我在新城区下的车,分不清方向。这时也根本没有心情游玩,于是又直接回头找车站,准备马上离开吉首。这时,我有一种绝望的愤怒,觉得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多么的可悲,为这个国家,这样的官僚系统而愤怒。

找了一个的士,去铜仁开价120元,我砍价20,对方不愿意。于是想到先让同事帮忙订票,我在路边坐着等回音。肚子开始饿了,我往古城方向走,准备 拍两张照片吃点东西就离开,可古城的风味还是吸引了我。接到不能网上订票的通知后,我直接去找订票处,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订好票,吃晚饭,并开始一边逛 一边找旅馆。

第二天清晨6时起床,拍了些照片,打了个的士径直去铜仁机场。约8点左右,机场开始有人上班,告之飞机坏了,不能飞。于是坐汽车,赶下午3点半贵阳的飞机。下午2点56分,车到机场外的高速,下车后打了个摩托进去,最后一个登上飞机,返回北京。

上午,在车上接到当地宣传部的电话,说是中秋节,请我们记者吃饭。后来发现,此电话只是为了试探我是否还在吉首,因为其他媒体记者都未接到此电话。

晚上,到北京下飞机后不久,北京起了一阵妖风,然后打雷下雨,月亮也躲起来圆。

 

最触目惊心的腐败

我毫不掩饰对吉首的愤怒,这种愤怒不是来源于采访的受阻,而是我所见到的最触目惊心的腐败,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府不垮台?

吉首地处山区,除矿产外几乎没有实体产业。当地政府从1999年开始造城运动,并玩起了金融这把火,俗话说玩火者必自焚,这次不仅烧到了自己,更烧到了所有的民众。

其一,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是一场由政府推动或公开支持,并参与的资金传销行为,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同样是政府,剩下老百姓来兜底。在采访中,有政府内部人士和银行内部人士都提到单位集体组织集资,而后来媒体还暴出政府官员存钱的利息高于百姓。我通过在当地政府网上查看从2001年以来所有政府和党政办,其中也可以发现迹象。

一位福大公司的内部人士也告诉我,如果不是政府起先撤资,也不会引发风险。这话不全对,但这次风险爆发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政府自保行为。目前,有无财政资金直接参与仍未公开。

而最先出现问题的福大公司起因却是烟厂那片土地,据说已被政府收回,民众知道后方引起恐慌。如果依次类推,民众是否也可以像政府一样要求公司拍卖其土地偿还债务呢?

为了查清福大公司的土地及资产情况,我以广东老板马仔的身份去当地档案局查相关资料,可凡是涉及土地、资金的全不允许查,虽然列入了公开目录。我什 么也没查到,却保持最大限度的不愤怒,客客气气地出来,他们所有的答复都是:领导说的不让查。当然,既然连公开发行的报纸(合订本)都不让查,文件公告也 不让查倒也正常。(这次查资料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当然除了看到了文件目录,什么都没看到。或许,后来他们宣传部门也知道了,所以才有会再三的提防。)

其二,政府唯一拥有的是暴力,没有任何实体产业,倒腾土地和资金,大棒政策,玩弄民众。先是低价抢地,盖好漂亮的政府大楼和楼盘,然后哄抬当地的房价,民众一方面付高价才能买房,另一方面又为暴利的房地产提供资金,全民参与赌博。政府除了玩弄资金和土地,变卖国有资产,没有任何其他事可做,而留下的就是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

一位当地集资户说,他的果树被砍地被征政府出动了武警,她还刻有光碟,现在资金被套住,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每个地方有应当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潜 力,有自身的特点,也理应有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应当的当地民众来集体决定的。而现在,全国一盘棋,共同来搞GDP,玩泡沫,越高越好。现在,经济放缓,地产和土地价格降低,县市财政将进一步亏空,虚假的繁荣该露出真面目了,各种社会问题将会加速爆发,吉首只是个开始。

当地一家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如果集资,他根本不会来这里帮我们叠被子,每天吃利息,打打牌就够了。如果这真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惠之于民,人人都当资本家,那该多好啊,可惜这是一场资金传销的盛宴,没有实体产业创造利润,何来资金如此高的回报率?收东家的本金,补西家的利息,雪球越滚越大,玩火的人迟早要自焚。

现在,留下70亿债务,当地财政收入就是几年不吃不喝也还不起。而且,政府并不愿意房地产公司破产,那么只有继续玩火,明知道是鸦片,仍然要吸。如果房市在短期还能创造奇迹,泡沫还能继续泡下去,也许吉首之困可以暂时解开,可惜没有这样的时机了。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总是皆大欢喜,等到危机来临,谁也救不了谁。

我的调查本来是以福大公司为主线,希望能够通过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人物的角度来说,这家公司由两兄弟把持)的行为窥视其经济的全貌。

1,  这家公司是如何起家的?为什么能够蛇吞像般吃下当地步行街和旧政府大楼?其资金状况、股权结构、主营产业是怎样变化的?

2,  这家公司进入吉首前,并不是由两兄弟掌握,那么前者(赵翰)为何在谈判成功后就失踪了?其中定有许多内幕。

3,  为什么这家公司最早爆发资金危机?这家公司的集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资金出现问题?烟厂的地为何买下五六年不开发?政府是否真的收回了这块地?

4,  为什么今年3月份弟弟退出董事长之位交由其哥哥,而为什么哥哥的产业都在长沙,而非吉首,是否有提前转移资产的嫌疑?

……

我相信,按照这样的思路挖下去,肯定能做出一篇比较好的调查报道。已经掌握的脉络已比较清楚:1,通过网络上当地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博客了解到这家 公司当初引进的过程;2,从公司内部人了解到这个老板起家的历史、发展规模和大概的资金状况;3从注册变更登记及股权结构应该可以反映其比较准确的资金状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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