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总是担心国家不够强大，希望迅速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其实，“中国因素”已经开始改变国际社会，只不过中国政府不愿提及这种改变。7月8日，美国证监会重提美国的五大会计事务所中国分支机构涉嫌财务欺诈案，此事再度提醒世界，“中国因素”对国际社会的渗透，不仅仅是“中国制造”等廉价商品带来的问题，中国企业（人）的行为方式、中国式腐败的蔓延、做假与欺诈的扩散，正迫使一些国家修改容易被中国人钻空子的原有制度和规则。
美国面对“中国因素”的无奈
美国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BDO等五大会计事务所自2001年进入中国，直到2012年因其中国业务涉嫌财务欺诈被美国证监会起诉。有关该事件始末，我在“信誉：‘五大’在中国淘金的质押品”一文中曾做过评述，指出它们淘金得益于自身多年积累的职业信誉，但在得到大量中国业务时，却不得不质押其职业信誉。中国政府以法规形式赐予“五大”补充审计特许权，其目的就是让“五大”为中国企业做信誉背书，这种背书为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打开了通道，却让“五大”集体卷入明显违反职业道德的财务欺诈旋涡。
更讽刺的是，“五大”拒绝向美国监管者提供相关的审计资料，使美国证监会对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欺诈调查无法顺利进行，而“五大”所持的理由居然是“中国的法律禁止将审计报告提供给它国”。对于“五大”来说，若提供这些资料，可能会证实自己的财务欺诈行为，不如用中国法律做挡箭牌。但对美国来说，美国股市的司法规则却被中国的“法律”改变了，美国投资者因购买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股票而蒙受巨额损失，但涉嫌欺诈的中国公司一溜了之，躲过了惩处。
美国深感无奈的当然不止这一件事。近年来，不少美国大公司因触犯美国《反海外贿赂法》而受惩，其贿赂行为有不少就发生于它们与中国国企的商业来往中，沃尔玛、阿尔卡特—朗讯、IBM、德普等都曾卷入涉华商业贿赂案件。向中国官员与国企行贿的，当然不止美国跨国公司，西门子、力拓等也曾卷入类似丑闻。以柏林为基地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11年11月公布报告，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进行贿赂的频率，远远高于几乎任何其他地方的公司。在透明国际调查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贿赂频率仅比俄罗斯略好，列倒数第二。
中国还改变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行为模式。这些高科技公司在美国都大力鼓吹互联网促进信息革命与新闻自由，但在中国，它们却不得不按照政府要求，过滤信息并控制网上言论。思科等高科技公司甚至还帮助中国政府建造金盾工程，促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监控系统。
美国对“中国因素”的无奈表现在：既希望经济上获益，又厌恶与这些好处一并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在相关的利益游说之下，往往修正并调整游戏规则迁就中国。
“兄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正在起变化
美国是法治国家，惩治欺诈者也要讲究证据、程序，这是中国企业钻空子屡屡得手的原因。但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却屡屡失利。中国早已是一个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大国，“资源外交”中的目标国主要是非洲、中东与拉美国家。中国企业在国内惯于通过寻租建立“官商结合”的金权同盟，也将此视为企业攻占海外市场的“制胜之道”，喜欢通过贿赂政治上层以获得投资国政府的支持，以为这是汲取该国资源最过硬的“通行证”。
但这种模式很容易受到投资目标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影响。近邻缅甸与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国内政治需要，随意改变与中国的合作规则。2011年9月，中国最大的海外水电投资项目缅甸密松水坝面临搁浅。据说该水坝修建背后隐藏的积怨由来已久，当初中国公司投资之时，“搞惦”了其时当权的缅甸军政府，无视民众与反政府武装对这个工程的强烈反对态度。缅甸华人的头面人物事后小心翼翼地向中方指出，在中方看来，密松水坝是经济问题，在缅甸却是政治矛盾。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目前受到各种批评。非洲人权组织认为，中国开出的支票助长了非洲的腐败和专制，矿产等的开发对当地生态破坏甚大，加上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当地市场，使当地人失业。种种积怨之下，冲突时有发生。今年5月，西非国家加纳以总统令形式，发起针对中国采金者的“清理非法采金“的全国动员，前后有169名中国非法移民因涉嫌非法采金被加纳警方拘捕。如果说这是中国人个人层面与加纳的矛盾，中石化在非洲遇到的危机却牵涉到大笔投资。继Obangue油田开采权被剥夺之后，中石化子公司阿达克斯石油（Addax Petroleum）在加蓬运营的另一座主要油田Tsiengui的开采权也有可能被当地政府收回。据报道，除加蓬以外，目前已经有好几个非洲国家宣布对石油投资者的经营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打击转移定价等行为，其真正目的是迫使外国跨国公司提供更好的条款，或收回石油开采权。这些外国跨国公司主要指中国企业。2009年，中石化集团以当时创纪录的76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阿达克斯公司的股份，成为阿达克斯的全资母公司。而阿达克斯公司的资产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加蓬以及喀麦隆。
这些国家虽然也号称“法治”，但中国知道它们与中国的法治状态在伯仲之间，所以，中国的企业想通过当地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绝非易事。
民间交往中的“中国因素”之影响
“中国因素”并非只表现在政府与大型国企之间，中国民间的对外交流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应。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各国为了这个“第一大客户”而不断调整其移民政策。
加拿大原本将鼓励移民作为“基本国策”，每年都有配额。但在中国移民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先是渐渐关上投资移民的门，2012年又做了一次大的政策调整，公布了全面更新的“三线”技术移民制度，要点是，提高语言要求、海外学历必须经过认证、年龄47岁以上计分为0。很多了解加拿大技术移民政策的人都知道，新政策明显倾向于非中国地区，尤其倾向于欧洲语系移民，必将造成中国移民的大幅削减。
新加坡华人人口占70%以上，一直深受年龄较大的中国富人青睐。但近年来反对中国移民的倾向有所抬头。今年2月，新加坡4000民众抗议移民新政，中国移民成其“头号公敌”。日本2012年曝光的到大阪依亲的数十位华人违规冒领日本国民的生活救济金案件，也在日本造成极坏影响。至于各国旅游业为中国游客头痛不已的报导，更是频见报端。
“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里不可忽视的一种影响，但总的来说，负面因素正逐渐大于正面因素。今年5月，BBC发布一个民调：在法、美、日、韩等国，超过6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几个国家恰好是中国政府与民间近年来交往最多的国家。一些国家正在各方面修改规则，可视为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一种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