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2009年10月赴山东曲阜拜访张元勋教授（右）。
北京大学五七学潮中最英勇的斗士张元勋先生的逝世，为毛邓制造的阳谋反右运动画上一个句号。是他让世人知道林昭和更多中共绞杀知识分子的卑劣内幕。这是足以永垂青史的功勋，报导林昭一代也是本刊的骄傲。
四月十五日傍晚，京友来Email，得知张元勋先生（1933—2013）十二日去世，追悼会都开过了。急忙网上查询，证实噩耗。晚上电叩曲阜张宅，向马姨（张妻）吊唁，得知元勋先生的最后状况。过年时还一切好好的，三月起的病，无法起身，不久生了褥疮，每次翻身不易（个头较大），临终前早上连米汤也不愿喝，十二日十三点五十一分心脏停止跳动。吃得苦头不大，没在医院折腾，“善终”于家，享寿八十。曲阜师大文学院、老干部处主丧，十四日近千人出席追悼会。
零九年拜访，病弱中说北大往事
我与张元勋先生有一段接触，起因是我在香港购读他的《北大一九五七》。为研究事宜，多次叨扰张先生，函电交驰，积有数年。张先生与本人座师周艾若先生相熟，得知我在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并读到本人发表港美的一些文章，大力支持，向我提供一系列“北大细节”。二○○九年十月下旬，借参加曲阜师大文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专程拜访元勋先生。
见到张先生，大吃一惊。胡杰光盘《林昭之死》中那条老而弥坚的山东大汉，一头白发，面颊消瘦，躯体枯槁，寂坐客厅，旁立拐杖。二○○二年，张先生患上凶险的食道癌，术后体重从一百六十斤减至一百二十斤，垂垂一病翁矣。张先生出生一九三三年，不过七十六。二○○九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二十六日上午，两度访张，元勋先生精神尚济，思路清晰，忆力仍强，表达流畅，向我详述北大学生右派群的种种逸闻，一一录下，回沪后整理成文，呈先生过目审定。因《开放》编辑部顾忌“右派内部恩怨”，访谈稿时未发表。现人逝事远，既作为资料也作为悼文，追思元勋先生。
元勋先生认为北大学生右派林林种种，嘴脸不一，须具体辨析，不宜笼统视为纯一整体。“辨别右派当年的表现，很简单，只须看看他的处理等级即可得知。共产党论功行赏、论罪行罚，这种要害处，一点都不会搞错的。尤其那些‘著名’右派，罪大罚轻，何故？均因‘立功’矣！”寥寥数语，对当代国史研究者来说，则是一把辨析右派门类的入门匙，一尺在握，等级可裁。学生右派，虽然同为受害者，但也内情复杂。
反右处理轻重，视当年表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张元勋与沈泽宜以诗歌〈是时候了〉点燃北大“五一九”运动。未久，《人民日报》发表“六八”社论，风向一转，沈泽宜迅速转身，反戈一击，立功获赦，七月二十日全校大会上发表长篇泪书〈我向人民请罪〉，因此处理等级最轻——免予行政处分，“留校察看一年”。不过一项行政处分，随届毕业，拿到毕业证，分配工作。
张元勋则因骨头硬而处理等级最重，超过“六类处理”，判刑八年。另一著名北大学生右派谭天荣因毛泽东钦定“当反面教员”，也未开除学籍，入北大花圃劳动。原因亦在于谭天荣于六月十二日发表声明：与《广场》编辑部脱离关系。其后，谭天荣之所以被劳教，并非政治而是刑事。张元勋指说谭天荣一向自称“现世享乐主义者”——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只要自己，属于那种“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不安分子。
在北大花圃劳动时，以为风头已过，故态复萌，某晚熊抱人家女孩，被拉至党委，以流氓罪送劳教。也许因右派身分有可能“老帐新帐一起算”，但起因是“流氓罪”。张在曲阜、谭在青岛，居一省而从无来往，“毕业后就没见过面”。张先生对北大学生右派陈奉孝十分认可：“陈奉孝人品不错。”
张元勋因“顽固”，以“极右”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满后，押送山东劳改煤矿，挖煤四年；再押至山东济宁劳改农场，进行“劳改后”，直至一九七七年“政策性放松”，四十四岁结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北京中级法院予以平反。
当年那些能留校的，非因学习成绩优秀，但一定是绝对的“左”派。
和林昭相恋者，只有沈甘二人
林昭名声鹊起，事情自然也多起来。前些年，避居美国的其妹彭令范抱怨“怎么一下子冒出许多姐夫”？张元勋先生虽然对沈泽宜印象甚差，但仍据实说：林昭恋情，只有与沈泽宜与甘粹实有其事，其他都是胡扯。林昭曾主动追求沈泽宜，因为林昭个矮肤黑，并不漂亮，衣饰亦多不合时，既欠传统“江南佳丽”之情韵，也不具现代“阳光女孩”的风采。
沈泽宜当年可是一心追求浪漫的江南小生，对林昭不屑一顾。至于谭天荣，虽然谭讲了他与林昭如何如何，纯属乌有。因为林谭于一九五八年后，同在北大苗圃劳动才相识，此前并不相识。鸣放初期，林昭对谭之狂妄十分厌恶，谭近年连续撰文称述与林相识于一九五四年，一派胡说。
我问：“您怎么知道林沈之间的私密？”张答：“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无话不谈。”再问：“既然林昭连这种事都对你说，那你们之间⋯⋯”再答：“我们之间确实没有那层意思。只因在《红楼》编辑部共事而有交往。”
张先生十分反感如今将林昭说成“才女＋美女”，因为林昭既非美女，更非“江苏省状元”，乃一调干生。五十年代高考不公布成绩，更没有“状元”之类名堂，“江苏省状元”从何说起？至于说林昭是“北大第一才女”更属荒唐。此六字来自沈泽宜的“创造”。其实，林昭本来很左，她应该算是那种“红苗子”，历次运动都积极参加，如土改，反右初期也很左，她的反思是逐步展开，渐渐深入。
关于沈泽宜五七年的风派表演
张先生语我：“一些人在等我死！因为我是他们底细的知情人。”二○○五年春，沈泽宜得知张患癌症，打电话至张家，未料张先生自己接的电话，沈问：“张元勋家吗？”“我就是张元勋。你是谁？”“我是沈泽宜。”“哦，什么事？！”沈即挂断电话。张先生说沈乃打探虚实，想知道我是否死了。张说：首版《北大一九五七》前夕，沈闻讯跑来曲阜，央我手下留情“放他一马”，我心一软，对他当年积极反戈的告密之行甚有保留。不料他对我书中录载其〈请罪词〉仍不满意，电话频频纠缠，指责我“不够朋友”；去年《北大一九五七》修补版，不再留情，照实录出自己的感受：
望着在讲台上表演着的沈泽宜的作态，他似乎从“末路”中又得到了一次“中兴”！不管是什么姿态，他似乎都很自赏自恋，正是声色俱佳！要的就是这么一种“爆炸”效果！⋯⋯〈是时候了〉的那个“争名于前”的“诗人”，竟首先自辱、卖友求赦，立于危岸、袖观无数落水者——这叫做“欺世”，也叫做盗名！⋯⋯其实沈泽宜确确实实地不应该是“右派”，但也不是“左派”，因为这二者令他扮演，皆不会演好，皆不酷似，他最合适的角色是“风派”！⋯⋯风性难改，乃欲易辄嫁左，这正是他愈演愈丑、愈演愈劣的秉性的表现！（页313—314）
一个终身浪漫主义的故事
沈泽宜至今独身，张元勋谓之：“此为其本性所致！”！一九八五年，北大校友会，一些老大姐劝五十二岁的沈泽宜“要实际一些”，赶紧找一伴侣，不要再讲究文化和漂亮什么的，能生养后代即可，终究得防老。沈一嗤鼻：“庸俗！我都坚持到今天了，一定要找个年轻漂亮、会唱歌跳舞、会写诗会浪漫的姑娘！”老大姐们被激怒了：“沈泽宜，你改不了！那你去找吧！”张先生说：“沈泽宜现在并非无人照顾，他来我家时亲口对我说，现在有保姆母女俩侍候他，他认那女孩为干闺女，并把她弄到嘉兴师专中文系学习。”张先生还说：林昭如在，沈并不会要她的——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太婆！
事情也巧，张元勋任教的曲阜师大中文系一女生考入天津师大硕士，恰与来自沈执教的湖州师院一女生Ｃ某某同屋，这位Ｃ小姐正是沈泽宜一直苦苦追求的对象，包括长年资助。Ｃ小姐入学时，沈陪送至天津师大，其与沈的“大跨距”关系渐为人知。不久，在同学们劝说下，Ｃ决心了断这段“师生恋”。沈赶赴天津，Ｃ不出见，让宿舍管理员阻拦，室友乃出去告诉沈：“Ｃ某某外出了，要几天才回来。”沈明知Ｃ在里面，但无法入内，咫尺天涯，在外守候竟两日，怏怏而回。“但他想找漂亮女孩之念仍未断根。”
笔者也曾教过来自湖州师院的女生，她们知我也识沈老师，一脸诡秘：“对沈老师，我们可是集体回避哟！”张先生对“集体回避”四字印象深刻，说这是对沈最简洁的评语。
必须捎带一笔，笔者与沈泽宜先生亦熟，曾有一些来往。二○○五年初，曾为他带稿给《开放》。在此实录，恳望沈先生见谅。同时，我还得说：一九八九年五月沈泽宜数天在天安门广场，以老学长身分支持学运，封从德新书中说他们在广场上受沈影响很大。
北大右派鲜血已化为历史动力
近年，因《北大一九五七》出版与狱访林昭，张元勋在港美知识界声名渐起。一九六六年，张先生刚出狱即赴沪探监林昭于提篮桥，乃北大学生右派中惟一者。这一“壮举”成为元勋先生一生的最大亮色。金钟先生评曰“有燕赵遗风”。可是，无论如何，张先生伤病缠身，廉颇已老，令我无法不生风霜之叹，只能以“永远铭记您一九五七年的支付”（赠送拙著题词）安慰先生了。
张先生还告诉我两则或值记录的细节：一九五四年他以青岛一中生参加高考，文科共考四门：语文、政治、外语、史地。志愿分四档（每档一个专业，其下可填报四所学校），当然以第一档第一学校为第一志愿。录取通知书只通知录取，没有成绩，只告知录取北大。录取名单仿旧制登报，张先生是从报纸上首闻被录北大，而后才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至于落榜者，音讯全无，没有安慰信。
因赠拙著《历史皱褶里的真相》，第二次见面，张先生说我对太平天国暴行的揭露是真实的，因为他幼时也听祖母说过“长毛贼杀人放火”的故事。当时，哄吓孩子都说“不要哭，长毛贼来了！”他们家乡的妇女因怕长毛强奸，带着草秸编席躲难于海滩，长毛骑兵上不了海滩。
“北大右派”的名号，使张元勋终身得到“特殊关注”。在曲阜，张先生自然是“重点人物”（有可能第一号），“特殊关注”包括与海外的来往，如电话啦、信函啦⋯⋯一日划右，终身另类啊！
历史无情亦有情，虽然历史总是由殉道者的鲜血写成，但林昭、张元勋当年的支付终究还是化为历史前进的推力，拥有我辈这样的“后来者”。元勋先生的《北大一九五七》已成为进入史林的最珍贵“实录”。林昭的愿望实现了：“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
元勋先生走了，又少了一位“右派”，可中共至今仍未赔偿“右派”二十二年的苦难——补发工资、恢复名誉。文革后对“走资派”则是全补的。这位在中共红尘里苦熬一生的“五七壮士”，甚至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说出最后的话，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只能出在香港。一声长叹，多少怅恨付东风！元勋先生，走好，继承遗志已有人。
初稿：2009-11-5修改：2013-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