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世凯遗产百万
袁世凯出身世宦，年轻时又分得一份丰厚家产，其一生不曾为钱所困。只是，袁为人轻财尚侠，钱财易得而挥霍极快，后投入父辈好友吴长庆营中，机缘所至，先任朝鲜商务监督，后至小站大练新军，由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变清末重臣为民国总统，及至人生之巅峰。
如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为官多年的袁世凯应置下不菲的家产，但公道地说，老袁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其特征却是“贪权不贪财”，若论积财，比他富有的北洋部属大有人在。
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败亡，死后留下一大笔遗产供妻妾子女分配。据说，袁世凯病重时曾召见原幕僚王锡彤，其案头置一单，所有现钱、存款、股票等合计200多万银元，他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
王锡彤长于经济，精通理财，清末时曾为袁氏亲信，因主办实业而闻名。袁世凯此次召见他，即为清理家产考虑。不过，临到分配遗产时，主持者却改为了袁世凯生前知交、后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徐的主持下，袁世凯一生所积累的田产、股票、现金折为30份，诸子各一份，姬妾无子女者一份，未出嫁女两人一份，每份8万余元（以下均指银元），合计260万元。
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则另有说法，据其所称：“大哥袁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得12万银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即水泥）、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他们兄弟，每人还分得有10条金子，……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8000银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
因时隔多年，袁静雪的回忆也未尽可靠，不过袁世凯之孙袁家宾（第六子袁克端之子）曾见过一份分家的账单，此单没有说明袁世凯正妻于氏与嫡子袁克定的所得，但上面记载了大、二、五、六、八、九姨太太（三、四、七姨太太去世）各分得现款6万元、黄金30两；其他诸子则各分得现款8万银元、黄金40两，股票折合约7万银元。
综合比照，袁世凯的遗产似在300万元左右。时隔22年后（1938年春），袁克定又主持了第二次分家，这次所分的是北平、天津两地的五处房产和彰德、辉县的各一处房产。当时第十六子袁克藩已去世，这些房产折现后由尚存的16个“克”字辈兄弟平分。
此外尚有一桩悬案。据说，袁世凯生前在法国银行存有200万法郎，这笔巨款由长子袁克定秘密掌管。后来，第十子袁克坚得知此事，于是到袁克定家当面质问，并提出由诸子共分。袁克定开始支吾其词，后不得已批了他亲笔签名的“事可行”之字条，不过他很快又将条子追回撕毁，事遂不可行。不过，据第七子袁克齐说：“此款（200万法郎）未从法国（银行）领回”，因此，这笔钱的有无及其下落，目前尚不得而知。
袁世凯死后，独得大份的袁克定很快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最后只好跑到表亲张伯驹家中寄居。而与张伯驹同为“民国四公子”的“皇二子”袁克文，其风流一生，死后却未留一文，连后事都是他的青帮弟子凑钱所办。这些公子哥儿，如何能做皇帝。
二、黎元洪理财大亨
相比袁世凯，黎元洪可谓是“苦出身”。黎父原是直隶练军低级军官，收入甚微，尔后又在黎元洪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的次年突然猝死，家庭重任由此落到了黎元洪的肩上。好在水师学堂学生有笔津贴，黎元洪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维持继母、夫人和幼弟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徒步往返近百里，目的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甲午年后，黎元洪辅佐张之洞编练新军，并逐步递升为新军协统，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辛亥革命中，黎元洪因祸得福，借势成为副总统兼领湖北督军，后来袁世凯将之调任京城，虽说形同软禁，但收入状况上相当不错，每月除薪俸1万元外（仅次于袁），另有办公费和其他兼职各2万元。光这几项，黎元洪每月可拿5万元，而当时一等兵月饷不过6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一年后即因“张勋复辟”而下台。之后，黎元洪遁入天津租界，改而从事投资与实业。凭着广泛的人脉和雄厚的资金，黎元洪先后投资的实业不下70余家，其中银行20余家、企业10余家、煤矿8家，投资总额约300万元，收益颇丰。
早在清末时期，尚为中级军官的黎元洪就不失时机地购入了一些田产与房屋用于出租；到北京后，黎元洪更是购买地基自建公馆，共耗银12万两；天津隐居期间，黎元洪又在英租界购入地基4亩，并建了一栋陈设精美的花园洋房。民国后，黎元洪还在武昌、河北等地购入多处田产等，坐地收租。
实业方面，黎元洪也是投资多多、头衔多多，他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等；在中国银行、劝业银行等，他也有大量股票。另外，黎元洪还投资了中兴煤矿、中原煤矿等矿产企业，即便是纺纱公司和面粉公司，也不乏其活跃的身影。当然，黎元洪也有投资失败的案例，譬如他曾为华侨首次创办的中国远洋轮船公司投资上万美金，但该公司不到一年即倒闭。
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记载，说黎元洪某次召集在京各首长在居仁堂会餐，大家谈到各种烦心的国事，黎就诉苦道：“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一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下去，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冯玉祥听后脱口而问：“总统是当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黎元洪愣了一下，局促地说：“存的呀！”冯玉祥逼问道：“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存那么多呢？”黎元洪不再回答，只呵呵一笑了之。
冯玉祥所述，从侧面反应了黎元洪曾热心公益，事实上他也向社会教育事业捐资助学，譬如他曾投资兴建天津北塘贫民小学（其父当年驻地），还为新创办的江汉大学捐助了校舍，并拨出十万元的中兴煤矿股票作为学校发展基金。1928年5月，黎元洪去世，其生前财产因国内战乱频繁而受到一部分的侵害，余者多为其长子黎绍基代为主持。
三、冯国璋善自封殖
黎元洪1917年去职时，冯国璋由江苏督军赴京代任总统，不过此公在位时却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总统卖鱼”事件。据传，中南海的鱼系前代皇家放养，冯国璋入主后派人将湖中鱼一网打尽，并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售款尽入冯国璋的私人腰包。为此，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军阀混战时期，大总统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正常解送中央，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中央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时，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虽然名义好听，但实际没钱可花，于是他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月可稳收20万元商业税，以供总统府的开支。
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国务来说无济于事。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要自掏腰包了。据其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当时冯国璋想让时任总理的王士珍派人到广西去调停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时，冯国璋却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解决。王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冯国璋的吝啬与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冯家原本殷实，但冯国璋出生后，家道开始中落，家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读书原本优异，后因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投笔从戎。正因为如此，冯国璋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清末民初时，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冯国璋和其他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老家河北河间县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拥有股票。
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顾及私利，当时即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听后自辩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冯的意思是，我之所以爱财，就是免得有人说我有野心。
冯国璋经营商业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因为他在发达之后，有些亲戚朋友前来投奔，冯不便拒绝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职务，因此他靠自办一些商业来安置这些人，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时，其军队的后勤供给如军粮服装等，都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自己的亲随，他也多有馈赠。如恽宝惠说，冯国璋曾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8000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恽宝惠父亲生病时，他也收到过15000元的中交票（约折合8000大洋）。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曾感叹，像冯国璋这样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算是“独叨异数”了。
冯国璋于1919年去世，其留下的遗产大概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其多年储蓄和投资所致。冯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委托给老友王士珍负责，在后者的主持下，这些钱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
四、段祺瑞两袖清风
相比冯国璋，同为“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就要寒酸许多了。“北洋之龙”王士珍曾为兵部侍郎，但民国后，王自命“遗老”而返回正定老家退隐，后来虽屡起屡退，但其清廉作风还是颇为人所称许。王士珍1930年去世时，只有两处房产和十余顷田地，而北京的房产还是学生鲍贵卿和卢永祥等人给他买的。
相比于王士珍的清廉，“北洋之虎”段祺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段祺瑞曾“三造共和、五任总理”，1924年后又任“临时执政”（相当于总统、总理一肩挑），可谓历经宦海、权重一时，但这位人称“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北洋大佬，生前却不曾积蓄家财，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说起房子，段祺瑞还有这样一桩美谈：早年袁世凯将打牌赢来的一处宅院送给自己的义女（也就是段祺瑞的续弦）居住，不想等到袁死后，原房主找上门来，请时为总理的段祺瑞搬走，房子归还原主……原来，当时房契并未交割。段祺瑞不愧为守法总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后，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退还了这个住了两年的公馆。
段祺瑞为人耿直，为官廉介，其人脾气大，治家也严，手下的人战战兢兢，不敢犯错，特别是不敢向来宾索取门包。按前清规矩，一般大官的门房都有收取门包的陋规，否则就进不了门。民国后，地方官员来京办事，一般也会给重要的京官送点礼，这原本算不得什么大事，但这个规矩，唯独到了段祺瑞这里不行。每逢有人将礼物送到段公馆，门房都是将之放在内客厅门口的条案上，段祺瑞每次路过时，总是仔细看了又看，最后挑一两件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全部让人送回。
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给段祺瑞送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围屏，上面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段祺瑞也很欣赏，并把它留了下来。当晚，其家人喜欢得不得了，半夜还偷偷起来观看。可惜的是，段祺瑞次日清晨就令人送回。张作霖某次派副官给段送了一些东北特产如江鱼、黄羊等，那位副官一再恳求，段祺瑞才收下两条江鱼，这已是极大的面子了。只有一次，冯玉祥给他送了几个大南瓜，段祺瑞倒是很中意，没有送回。
除薪水外，段祺瑞并不像其他军阀大佬那样利用权势进行投资以获取额外收入，因而在他彻底下野后，家中经济十分紧张。为节省开支，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段祺瑞，最后居然沦落到亲自记账的份上。
1926年，段祺瑞搬到天津英租界，当时一些部属凑钱给他买了一套规模不大的住所。当时段已信佛，这位昔日的陆军上将、一国总理，每日三餐均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一年四季也只穿布衣。比起其他退隐天津的地方军阀，段公馆实在寒碜，当差打杂做饭的加起来不超过十人，而就这样的规模，段祺瑞都维持不下去，后来全靠一些老部下接济。
1936年11月，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2岁。作为民国年间的大人物，段祺瑞一生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不拥兵自重，这在军阀中无论如何都算是至为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