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8日，在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两年之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1952年1月26日起，毛泽东布置在全国大中城市“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目的是“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一年，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五反”中的几个细节：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场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个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
巨大冲击之下，对未来感到绝望的资本家们选择自杀。为什么选择跳楼这样的惨烈方式？据说是因为跳黄浦江有可能尸体漂走，会被认为是叛逃到香港、台湾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会连累家人。
中共中央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0月，毛泽东召集工商界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被国家控制了，工人有政府支持的工会，资本家不接受也得接受。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官方的记载中曾这样描写着那天的情景：“各界人士的报喜活动有早到晚川流不息，敲锣打鼓，爆竹震天。很多资本家也跟着工人群众一起敲锣打鼓，参加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活动。”资本家将自己的财产拱手送人的背后，隐含着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公私合营采取了“赎买政策”，先搞清产核资，全国的私人企业清产核资为24.2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资方没什么发言权，公方说多少就是多少。
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1966年“文革”爆发，定息停止发放。估产定值的24.2亿元，十年间只付了一半，公私合营企业全部转为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一些工商业者主张权利。1979年下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文件后，同年财政部发文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1983年统战部和商业部又联合发文，称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三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