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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为何不给李师师封个诰命

宋江、方腊造反,有人说是“官逼民反”,显然是革命思维的流毒,没啥新意。《水浒传》里,官的代表是谁?宋徽宗也。通读全书,也没见作者如何诋毁这位伟大领袖,唯李逵这等流氓无产者说了几句“鸟皇帝”,无关痛痒。还是人家宋大哥火眼金睛,识大体顾大局,替天行道,帮好皇帝扎起。

昏君的特点,不外乎乱朝纲、废规则、远忠良、亲奸佞、没本事而已,譬如西汉的那位短命皇帝--昌邑王刘贺,就是昏君的集大成者。《水浒传》版宋徽宗绝对不昏,他治理的国家,是个正常社会,有官有吏有穷人有富人有攘外有安内有黑社会有妓院有赌场有宗教有犯罪,一个正常的社会该有的全有,这首先就是一种成绩。一个皇帝,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很正常而不扭曲,还不足称道吗?

高俅是他的球友加心腹,给个官做,小意思吧?如今有贪官还能让相好的妓女提干呢,遑论他是皇帝?可宋徽宗没有,他是这样说的:“朕欲要抬举你,但要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这话透着两层意思,一是做文官你没门儿,不参加科举不能做文官;二是从军也得立功才能往上爬,否则,尽管我是皇帝,也帮不了你。结果呢,高俅用半年时间去边关走了走,不管是真立功还是假立功,起码表面上有了一点功劳,这才受到提拔,做了殿帅府太尉。可见宋徽宗的规则意识不是一般的强。

李师师小姐是他的老相好,也没见他给李小姐谋个体制内的身份,譬如某某诰命夫人,这在宋代很常见,对他来说,其实再容易不过。但在宋徽宗眼里,小姐就是小姐,得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乱了,就没意思了。否则难以理解皇宫里美女如云,他还隔三差五地去找李师师。他对宫里的女人是有绝对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他可以随意;而对李师师,他则是使用而已,主动放弃了其他权利,以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交易。

整个帝国都是他的,能够放弃一些权力,而不是去垄断,殊为难得!这充分说明,他是比较严格地遵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仅仅是用看得见的手和李小姐亲近了一下,并没有用看不见的手去胡搅。

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出去找小姐不怎么光彩,所以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杨太尉偷偷的去执行,因为杨太尉是个能保守秘密、工作能力是很强的人,他放心。比如他曾对李师师说:“寡人…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来…”说明他对杨太尉前期做下的保卫工作和保密工作相当满意。

其实他是过虑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妓女合法地存在着,士大夫能去找,老百姓能去找,为什么独皇帝不能?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者,以无他焉,观于己而知之。皇帝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类,出去找点刺激不稀奇。说实在的,按规则平等交易,并未影响李小姐的正常生意,也没有伤害到其他任何人,这没啥不光彩。

他很会用人所长,谁该干什么,谁能干什么,谁是忠良,谁是奸臣,他心中门儿清,知道怎么去平衡。正经儿的国家大事,交给以宿太尉为代表的忠良去做。自个儿娱乐,则让以蔡太师、童贯、高俅、杨戬等人为主流的奸佞去折腾。避其短,用其长,各按其所。他跟两派的关系都保持得很好。

有一次,戴宗、燕青去宿太尉府找人,恰好赶上宿太尉不在家,一问才知道宿太尉“是今上心爱的近侍官员,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归早归晚,难以指定”。你看,他并不是正史中描绘的天天吃喝玩乐的主,他还是很注意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意亲近贤臣。比如招安宋江、平辽国、灭方腊等,他都听忠良的。如果他不是有心于国家正事,宿太尉想贴也贴不上。有宿太尉这样的国家栋梁在,他基本可以高枕无忧,尽可以放开身心去玩。

高俅负责他的健身活动,这是必须的,皇帝身体不健康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又从何而来?如果没了高俅,皇帝的身体健康如何保证?杨戬负责皇帝他的夜生活,这也是很重要的,他忙完工作忙健身,忙完健身差不多就晚上了,不夜生活一下行吗?如果没了嘴巴严的杨戬,朝报上的花边新闻还不满天飞呀。童贯和蔡京的分工,书中没有明确说明,但肯定也是极重要的。蔡京是他老师,字写得不赖,跟老师亲近,尊师重教,切磋书法,其乐也融融。而且,蔡京似乎跟童贯一样,都有报喜不报忧的特点,他也乐得多听一些好听的。

无论是忠良还是奸佞,他们各自的服务项目不一样,但都必须为他服务,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原则。忠良负责国家的总体运行不偏离轨道,奸佞负责皇帝的个人私生活。忠良和奸佞固然会不断地争斗,但如此异论相搅,此长彼消,阴晴圆缺,有利于他对他们的控制。一般老百姓只知道执着于忠良和奸佞的划分和他们之间斗争的结果,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他不需要奸臣的话,奸臣哪里还会有生存空间?如果不是他要他们斗争的话,他们哪里斗得起来?这就是能力和本事。

《水浒传》版宋徽宗,搞经济建设似乎也是一把好手。

书中描写王进到史进家借宿,史家待客的饭菜是“四样菜蔬,一盘牛肉”,还有酒。鲁智深到刘太公家借宿,刘太公拿出的饭菜是“一盘牛肉,三四样菜蔬”,同样还有酒。奇怪吧?主人不担心客人有没有钱,客人也不说自己带了多少银子。这等和谐的现象,恐怕跟思想境界的高低无关,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主人家经济状况很好,让客人吃点喝点无所谓,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良好,出门在外的人付得起酒饭钱。

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然后再去玩诗词书画啥的,这点道理,他是懂的,不然的话,人民要他干嘛呢?要知道,皇帝并不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人民认可他的存在,不过是因为他说能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而已。百姓的钱多了,才能拿出多余的钱给皇帝,尽管这种“多余”也许并不是多余。反正看完全书,总体感觉是,他对经济不是外行,当时政府并未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的运行,作者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发出多大的指责,倒是经常看到作者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皇帝搞经济的能力的赞赏。

由是观之,历史版的宋徽宗和《水浒传》版的宋徽宗,简直判若两人。前者昏庸无道、鱼肉百姓、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北宋灭亡,靖康之耻,他难辞其咎;后者不一样了,几乎是一个成功的皇帝,虽无多少雄才大略,却也知人善任、攘外安内、遵守纲纪、振兴经济、繁荣文化,给百姓以自由和平幸福,让国家正常发展延续。小说里的北宋社会很正常,正常的社会理应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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