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8年9月20日，“西安市回教救灾会”成立，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我是陕西人，小时候常听贫农忆苦思甜，在他们讲的事情中，印象较深是民国十八年关中旱灾及三年自然灾害，这二个事件都给上一辈的陕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可怕的记忆。过去了几十年，对老一辈人讲这些故事的神情已经有点慢慢淡忘了，但最近东南亚海啸的赈灾，又让我重新想起了小时听忆苦思甜的时情景。我感觉到，在对待灾害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表现其实是很俗套的，而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却曾经表现了空前绝后的创造性，这一点是永远值得名留青史的。
先谈灾情，根据宝鸡县志，“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早，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按以上说法，民国十八年的灾难实际上开始于民国十七年，由于旱灾，在连续二季没有收获的情况下，发生了饥荒，演成了一场大灾难。至于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起因一直有些不明不白。在我问起是什么灾害时，我的老一辈也说不清，按他们的说法，地里也丰收，但是吃不到嘴里去。小时候总也没搞明白，既然地里有粮食怎么可能吃不到嘴里去，也搞成个大饥荒出来。其实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别的不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灾难引起的反应。差别之大，好象一个在人世，一个在鬼域一般。
灾难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以下的资料可以提供部分证明。根据中国金融史资料，民国十八年1月8日南京政府公布“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自本月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赈灾公债１０００万元，利率月息八厘，由财政部指定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拨给还本付息基金，１０年内还清本息。上行下效，陕西省政府，县政府也忙起赈灾，《同官县志》“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者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政府一忙起来，小民也起劲，文艺，体育，宗教各界都投入了赈灾活动，从以下几例中，可见一斑。据扶风法门寺文件，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立即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呼吁各界。如果我们想了解更多，只要输入“民国十八年赈灾”关键词，可以搜出文艺、体育各届的赈活动。那个热闹、热烈简直与前不久全球的东南亚海啸不相上下。反正给人的印象，国民政府的确是很落俗套，根本没有什么创新意识。
再看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的表现出的英明、果敢，创造性与想象力，如果老蒋能知道一定惭愧地要哭死了。
首先，我们政府英明盖世的一点是，将有关消息封个滴水不漏，我们的报纸上还是亩产上万斤，形势大好的消息。这样一来，苏修、美帝等国际敌对势力还以为我们真地富得流油哩，这样他们就无法看我们的笑话，他们想假惺惺作态似的提供援助的美梦也就彻底破产了。仅这一点，民国政府就做不到，也不会做。民国十八年时，虽然没有电视，但陕西部分地区大灾的消息还是通过报纸等落后的媒体，传得天下闻名。其次，我们党和政府加大了出口的力度，灾后的年出口比灾前还提高了百分之四十，还提前还了欠苏修的债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其三，我们政府也不象几千年前中国的封建皇帝那样，在灾荒之年要求临国提供粮食援助，不仅是这样，在大灾年还无私的援助朝鲜、越南，阿尔马尼亚等其它友好国家。将中国人民助人为乐的美德发挥得彬离尽致。其四，我们大造声势地发动了全国的反满产运动，让广大人民自动自愿地把家里的余粮拿出来交给国家。其五，我们为了保证机密，派民兵把守路口，让那些饥饿的人不得外逃，死也要死在家里。
不要说国民政府没有这想的想象力，创造力，执行力，这也是全世界几千年都没有过的事情，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都想到了，做到了，这种创造力与执行力有谁可比？我真是感叹，有这样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中国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干不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