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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抬高房价

上回从“一九四二”说起,说当年河南大灾荒把中原难民逼到陕西,出人意料地推高了宝鸡和铜川这两个城市的房价。

事实上,灾荒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迁徙必然使迁徙地的住房紧张,住房一紧张,房价必然上涨。这是个基本规律。

有些哥们儿会提出异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一样发生了大灾荒,怎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房价怎么没有上涨?

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管得严。出个门都得找领导开介绍信,不然逃荒到外地,搞不好被民兵当特务抓起来,老百姓都被牢牢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想迁徙也不敢哪!再说了,那时候的饥荒是普遍性的,全国都在闹饥荒,往哪儿逃荒去?还有,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农村宅基是集体的,城里房子是国家的,市场上根本就不存在交易,房价怎么上涨?

所以六十年代的大灾荒是个特例,它不具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灾荒,还是发生在民国。

“一九四二”说得够多了,今天咱们再换几个事例。

1939年,华北闹水灾,河北全省、山东西部、山西东北部,三个省的一百多个县变成一片泽国,茫茫大水冲走了人畜、泡塌了房屋、淹死了庄稼。等积水慢慢退去,幸存下来的灾民没有饭吃,而且到处闹瘟疫,有的逃往东北,有的来到天津。天津也被洪水淹过,但毕竟它是大城市,是抢险救灾的重心,有钱人也多,慈善家也多,外国教士和中国富商每天在城区舍粥、发药、收养弃儿、收埋尸体,能给无路可走的老百姓提供一条活路。所以从1939年秋天开始,半年之内就有二十万灾民涌进天津。

这些灾民基本上都买不起房,可是他们得租房,于是天津房租暴涨。那时候,天津正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伪政府仿造日本本土的做法(当时日本也在闹房荒),出台了《房租管制令》,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控住房市场,把房租上涨的劲头打压下去。结果他们失败了,因为在需求严重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居住成本不可能不上涨,即使政府强行规定一个房租标准,房东们也会通过加收押金、打扫费、开门费以及让房客代缴房捐等等方式把实际租金抬上去——反正收多少钱都有人租,人家凭什么不多收?

华北刚闹完水灾不到一年,江南也闹起水灾来了。1940年,绍兴、宁波两地饱受台风和暴雨之害,水灾之后,颗粒无收,老百姓也纷纷逃荒。江浙一带的老规矩,地方一受灾,首选的避难所就是上海,因为上海最繁华,有钱人最多,糊口的机会也最多。于是,“甬、绍贫家因不堪荒劫,逃荒来沪者络绎不绝。”(1940年6月14号《申报》)一到上海,灾民就定居下来,再也不回老家了,因为农村经济已经完全崩溃,在家种稻养蚕忙活一年,收获了却找不到销路,交完苛捐杂税再算细账,连种子钱都要赔进去,而一个十几岁的宁波小姑娘跑到上海“吃人家饭”(当时江浙俗语,即当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三块大洋,够在老家买一亩地了(1941年慈溪稻田一亩只卖几块大洋)。

上海的房价本来就高(民国上海房价一直稳居全国首位,均价是北京的十几倍),再来那么多“乡下人”,房价当然会更高,给早些年定居上海但是始终没有买得起房的居民带来了生活压力。这些人排斥后来者,请求正在统治上海的日本人把难民赶出去,日本人为了市容起见,开始“疏散无居沪必要之难民”(1942年3月2号《申报》),让“宁波旅沪同乡会”等民间团体出面,限期劝返灾民回老家。

写到这儿我发现,有些中国人总是很健忘,好比挤公交,没挤上去的时候大呼别走,一旦挤上去就赶紧关门,完全忘了他自己刚才还在下面往上挤。去年一些香港人骂大陆客为“蝗虫”,今年一些上海人让外地人“滚出去”,他们跟民国时代那些借日本人势力驱赶难民同胞的家伙都是一个妈生的,都是极端自私而且极端健忘。

不过自私不可怕,健忘也不可怕,最可怕的还是地区发展太不均衡——假如民国人在老家能够不挨饿,他们犯不着往大城市挤;假如现代人在中小城市也能享受到不错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发展机会,傻子才愿意跑到京广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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