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小提琴家，作曲家。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扬名中外。他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一九四九年他和萨空了、欧阳予倩等人从香港回到大陆准备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他和其他一些从世界各地回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内心充满了激情和喜悦。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人生“正确”的选择，甘心情愿将自己的知识和专长献给这个新生的政权，为“国家”尽一己绵薄之力。
这批人刚踏入这块“红色”土地的时候，当政者对他们还算礼遇，根据他们的所学专业作了适当的安排。但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批“自投罗网”者，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个尝尽了毛泽东“斗争哲学”的苦头。
从一九五零年镇反，五七年“反右”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批人没有几个能逃脱厄运。有的被扣上海外派遣特务的帽子关进监狱；有的打成“右派分子”送到边远地区或农村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右派分普右和极右两类，极右还要被判刑坐监。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折磨。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以致最后非命身亡。这是他们当年从国外回来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待遇”。就像上世三十年代许多知识青一样，他们带着理想与抱负投奔“圣地”延安，最后却在“文艺整风”和“肃反运动”中被定为“特务”、“托派”身陷囹圄，有的最终性命不保(王实味等人)。
马思聪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一次又一次的揪出游斗。头上戴着“牛鬼”高帽子，颈上挂着“马思聪资产阶级特务”的大牌子，“在校园里游行示众，所有的人对他们拳脚交加和劈面吐唾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造反派”对他的暴行逐渐升级，妻儿到处躲藏也难以幸免，他和家人整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万般无奈之下，最终下定决心一定要逃离这块令人不寒而栗的“红色”土地。
于是他们一家四口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冒着生命危险经水路逃离大陆到达香港展转美国。
十七年前马思聪激情满怀从香港经水路奔向大陆，十七年后马思聪背着沉重的心情在惊惶恐惧中同样经这条水路逃离大陆去香港。这一来一去两重心，在不同的时间产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生活就是这样作弄人，讽刺人，同时也教训人。叫人处世行事要多一点理智少一点冲动。马思聪等人当年太过冲动，对一个事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之前就过早地作出结论，付出行动，结果给自己造成了终生遗憾的悲剧下场。这悲剧正是今天或往后之人应引以为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