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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豆腐花

今天早上还在楼下的路边早餐摊花一块钱吃了一碗豆腐花,不,是豆腐脑。

豆腐花才是我江南故乡的称呼,把北京路边摊上的豆腐脑错认为豆腐花,那是辱没了儿时的美味。

虽然我经常会光临北京路边早餐摊,要碗豆腐脑,但这豆腐脑的味道,却没有豆腐味了,据说现在北派的豆腐脑都是用什么冲出来的,高产,自然味道差了不知几何,只能用浓汤咸汁,掩盖本味之不足。

别怪我埋汰北京的豆腐脑,那是因为儿时的味蕾记忆太重了,连浓汤重汁都无法夺其志。

记忆太深,是因为美味培养的味蕾,顽固地埋藏在舌尖上,心幽处,脑海里。

其实,我记忆中小时候吃豆腐花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

虽是生在鱼米之乡,故乡的黄豆青豆至今都是上好品质,但在当年,却是吃不起啊。

我吃豆腐花最多的时候,是在冬天,尤其是临近年关的时候。

按照故乡旧俗,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浸泡黄豆,然后挑到做豆腐人家去磨豆腐,豆腐可是过年时的当家菜啊,要吃一个春节的。

磨豆腐用的是石磨,不是每个村都有的,我们村就有一副,是我堂爷爷家的,我爷爷的表兄家的。

那个时候,堂爷爷家每天都要排队,都是村里人赶着要磨豆腐准备过年。

在石磨转动的吱嘎声中,浸泡透了的黄豆变成了白乎乎的豆浆。

而同时,灶膛里的柴火正旺,灶台上的大铁锅开锅了。

把豆浆倒进大铁锅里,加水,开锅后,把豆浆舀进做豆腐用的纱布兜里。

通常,纱布兜系在一个十字木棍上,吊在一口洗干净的水缸上,豆浆入纱布兜是为过滤,纱布眼细小,豆浆水流淌不畅,通常要把纱布兜转圈拧把,收进,把兜里的浆水都挤压进水缸里。

此时水缸里的的浆水,便是豆浆了。

往水缸里的热豆浆中加石膏搅拌。这与北方不同,北方用的是卤水,南方讲究用石膏。石膏加多少,有讲究的,做豆腐师傅水平高低,主要靠石膏用量。

加进石膏后,用铜勺搅拌匀后,然后盖上锅盖。

渐渐地,豆浆在缸里成糊状了,这便是豆腐花。

我小时候爱吃豆腐花,却不像今天街面上吃豆腐花那么讲究。

豆腐花做好后,做豆腐的师傅就会拿把铜勺,给在场的每个人手中的小碗里,加一勺,见者有份。

通常早有人准备好了青蒜,剁成了碎末,每人用手拈一些青蒜末,加进豆腐花中,然后倒进酱油。

放糖?那是条件好的人家,比如当老师的,或者在城里当工人的人家,端回家,偷偷地放点糖,我们那时,哪里舍得加糖啊!

蒜末的青绿,豆腐花的白嫩,酱油的棕红,一清二白三红,虽然色泽鲜艳,层次分明。

但已经无暇欣赏了,赶紧用汤匙一搅拌,成了红白青混搭,然后用汤匙盛起一勺,送到嘴边,一边吹着气,一边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

烫啊。虽然烫,但也不管不顾了,豆腐花不停地在舌尖打滚翻转,稍凉便吞咽下去。

几汤匙戳下,碗便见底了。

嘴馋的,眼巴巴望着还指望来第二碗,不过,一般没人会答应,做豆腐才是大事啊。

我小时候过年前常和弟弟跑堂爷爷家,一吃过晚饭便泡他们家,或磨豆腐时帮着加豆,或帮着在灶膛烧火当下手,其实只是为了骗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美味豆腐花,或者一块新豆腐。

那个时候,每晚上睡觉前吃碗豆腐花,神仙般的生活啊。

不过,这美妙的夜晚,一年中也就年三十前几天而已。

平常家里偶尔也会“撩豆腐”,用存储的黄豆换块豆腐回家做菜,却很少见人换豆腐花吃的。

乡下人哪舍得换豆腐花吃啊,那纯粹就是不会过日子的人,或者是吃公粮的人。

我少年时生活在乡下,离前黄镇大约6华里,所以,镇里的豆腐花早点,是到了上中学帮父亲看管芹菜摊时,才偶尔吃到。

那个时候,街上买的豆腐花,通常装在木桶里,买一碗盛一碗,里边除了酱油,还有晒干的糠虾(可不是海虾米),没有青蒜的时候,比如这个季节,放些切碎的韭菜末,再早一些,是放切碎的胡葱末。

不过,至今我仍不喜在豆腐花中加虾皮。

不过,即便这样,父亲也很少给我买豆腐花吃,用他老人家的话说,都是馋咀吃的,中看不中饱。

所以,父亲宁肯给我买碗面条,或者两个肉馅馒头,或者一根油条(油炸灰)。

在北京吃路边摊的豆腐脑多了,舌头渐渐也木讷了。

故乡的豆腐花,我几乎吃不到了。2009年前黄中学70年校庆,我和同学从北京赶回常州,一早下火车,同学带我去常州一家有名的小吃店吃豆腐花,但已不是我渴望吃到的了。

机械化规模化作业的时代,味道都是一个模子刻出的了。

今晚,我好想念那一清二白三红,夹杂着着淡淡蒜香味豆味和酱油味的豆腐花啊。

那才是童年的味道,过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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