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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进校园的囚车

一九六七年的大圃和可心。他们的妈妈王佩英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

一九六九年底,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囚车是一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子,驶入五十七中后,停在校门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即将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有一位戴着镣铐的女性重囚犯。

那是一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和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在严寒中席地而坐。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万余。

五十七中的语文教师杨秀媛,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得知被批斗的女性重犯是班上的学生张大圃的妈妈。“镇压反革命大会”时常举行,她熟悉其阵势,痛苦便袭上心来: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现场?又怎能那样与母亲生离死别?慈悲的杨老师决定,由同班的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可是,在进入会场的小学生队列里却有大圃的妹妹张可心。可心才十二岁,是铁路五小的学生。那天上午第四节课,老师没有让她上,在教师预备室里,她得到了专门针对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开会批斗你妈妈,全年级都去参加,你也要去,要站稳立场,跟你妈妈划清界限。”这位中年女教师,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为什么老师这样冷酷?为什么召开可怖的大会?妈妈,你在哪里?为什么他们给你加上反革命罪?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叫王佩英,曾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工作。在五十七中会场上,不少孩子认识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邻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记得,妈妈与王阿姨常来常往,“三年困难时期”自己还吃过王阿姨给的包着玻璃纸的牛奶糖,家里还有一件王阿姨送的礼物,是个漂亮的纸制小手风琴。

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犯人们都被押上来,会场秩序森严,杀气熏天。大圃和可心的妈妈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写有名字,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子。她不服,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一溜。发言人宣布他们的“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观众扬了一下。

杨老师看清了大圃的妈妈那张惨白、消瘦的脸。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着她的下颌,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现出凹陷。她不肯低头,分明是在抗议,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镣铐“哗啦”一响,杨老师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脚上,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恐怖大戏就这样在众多中小学生眼前继续。会场上口号震天。犯人们被押下去时,镣铐“哗啦、哗啦”的声音令人闻之悚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可心抱住双膝埋着头,一直在屏息静气地忍耐。听见镣铐的声音,她知道亲爱的妈妈走了,越走越远,她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这纤弱的女孩一动没动,悄无声息的泪滴滴落在地上。

散场时,五十七中的学生们排队返回教学楼,外校的学生们也都排队走回自己的学校。那辆囚车从校门里驶出,在他们身边扬起一路烟尘,消失在街道尽头。

元旦过后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铁道部宿舍一带贴出了毛泽东语录打头的布告: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年后,这一冤案得到平反。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九期,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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