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记载，武则天初即后位，弑杀王皇后与萧淑妃。因淑妃临死前诅咒：“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从此武则天畏猫，宫中不再蓄养。然而讽刺的是，她身边竟出了一个被称为“人猫”的心腹宠臣。
表面上恭顺有礼，内心却偏狭妒忌；与人交往时和颜悦色，笑容满面，一旦被人触犯威严和利益，必定伺机残害，可谓“笑中有刀”。因其言语柔顺、行动上却暗箭伤人，性情似猫儿难以捉摸，故此人又得“人猫”之号。
这便是《奸臣传》中出现的第二位奸臣——李义府。他与许敬宗同朝为官，相互勾结，在武则天的旨意下构陷忠良。同时，他怙恃皇后势力，自以为安如泰山，便多行不法，其阴险奸诈的手段更甚于许氏。李义府与许敬宗有着相似的发迹之路，但更为招摇与狂妄，故招致更多骂名，并在耗尽大富大贵的人生福分后，落得长期流放、忧疾而死的现世报应。
进身以笔，咏乌拜官
李义府出身微贱，祖上不过做得县丞，他自身也不过是一介善写文章的书生。贞观年间，他经由开国功臣李大亮举荐，通过策问考核而及第，补为门下省典仪。不久，李义府的文名传入宫廷，得到刘洎、马周的鼎力推荐，终于有幸觐见天子。当时，唐太宗欲考较他的文学功力，命他以“咏乌”为题即兴赋诗。李义府不负圣望，援笔而成：
“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白天，乌鸦在朝阳的照耀下闪耀彩辉；夜晚，人们还能听到《乌夜啼》的缕缕琴声。由于乌鸦属不祥之鸟，即使在皇家御苑繁茂的林木中，它都不能借来一根树枝栖身。这首诗简练而有所寄寓，李义府正是借乌自喻，含蓄表达了渴望在大唐盛世中谋求一官半职的进取之心。
果然，太宗见而大悦：“我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他立刻从区区九品小吏晋为八品监察御史。唐朝清新自由的诗风与宽容开明的政治环境，充分给予李义府崭露头角的机遇，“咏乌拜官”亦成为初唐诗坛的一段佳话。不久，太宗特召李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李治。当晋王成为太子，李义府也随之升迁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掌管东宫文翰。
从新官职来看，李义府似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文臣。他不仅与来济文采相当，时称“来、李”；又献《承华箴》于太子，文章工整精巧。
高宗即位，李义府凭陪侍多年的君臣情分再获升迁，拜为五品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年轻的寒士，能在朝中才尽其用，顺风顺水，李义府的前程似乎一片光明。然而，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突然遭遇官场的第一个危机。
佞谀有类，邪巧多方
在服侍太子期间，《新唐书》说李义府谄媚事上，善作表面文章，把自己伪装成骨鲠谏诤的忠臣形象。他的心计，或许早已被其他大臣看透。为了不让高宗身边隐藏着貌恭心狠的小人，宰相长孙无忌上奏，将他贬为壁州司马。所谓“司马”，不过是形同虚设的闲职，李义府的官运岌岌可危。
诏书尚未下达，李义府提前秘密得知，急忙找同僚王德俭商议对策。此人乃许敬宗的外甥，工于心计，他立即向李义府提出一条“妙计”。高宗欲立宠妃武昭仪为后，只是担心宰相等大臣反对；如果李义府能够为皇帝发声，支持武昭仪为后，便能转危为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皇后未有过失，只因在后宫争宠中，处处被武昭仪诬陷而尽失君心。高宗欲行废立之举，遭到辅政大臣的异议。而李义府等小人以个人私利为重，开始蒙骗君王。
某天，李义府代替王德俭值夜，上表高宗，请求废后、立昭仪，还大言不惭地说此乃民心所向。高宗大喜，特赐珍珠一斗，并停发贬官诏书，仍令他担任旧职。武氏闻之，也暗中派下赏赐。就在第二年，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改立武则天为后。
一月之内，李义府被破格提拔，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加赐爵位。一封别有用心的奏书，不仅化解李义府的危机，更助他从此官运亨通。迎合君王喜好，竟是一条让人青云直上的人生捷径。以才学入仕的李义府，很快学着揣摩上意、一味逢迎的为官方式，其奸臣本质也渐渐显露。
登上后位的武则天，一改“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温柔面目，先残害王皇后与萧淑妃，继而在高宗染风疾时，干预朝政，为登上女皇宝位铺平道路。她还有意收拢当年的支持者为心腹，排挤、构陷长孙无忌等德高望重的辅政大臣。
李义府等小人见风使舵，从高宗侍臣逐渐变成皇后爪牙，与武后一同架空高宗权力，令朝廷屡屡出现“帝不能堪”、“天子拱手而已”的乱象。
进位由奸，多行不法
可以说，后妃枉死、武后乱政，李义府等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当大权在握，他们更是不顾善恶报应与伦常法度，行事愈发骄横恣肆。
当时，洛州女子淳于氏因犯法而收监大理寺，李义府听闻她有姿色，便吩咐大理寺丞毕正义赦免其罪，自己私纳为妾。大理寺卿段宝玄据实上奏，高宗派官员立案审理。李义府恐事情败露，私下逼迫毕正义自缢于狱中，令此案不了了之。
侍御史王义方欲申正义，借此事弹劾李义府，认为他擅杀六品官员；即使是该官员自杀，也是出于畏惧李义府之威。“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李义府所为完全亵渎了帝王尊严，而高宗念及李义府支持废王立武之事，不仅不问罪，还把仗义执言的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义府升为中书令、检校御史大夫、太子宾客等职位，封郡公。三年，其父被追封为魏州刺史，其诸子哪怕是襁褓婴儿皆封官职，并可大修私宅。四年，李义府再迁正三品吏部尚书，掌管官员任免、考核之大权。此时的李义府，仪仗武后势力，在外联合家人卖官鬻爵；在朝多引心腹，广结朋党，一时间权倾朝野。
志得意满之际，李义府又思量着如何“光宗耀祖”。贞观时期，太宗命大臣高士廉、岑文本等人撰修百卷《氏族志》，定四方贵族世家，时称允当。李义府以家族微贱、未能名列志书为耻，便上奏请求重修此书。他先与许敬宗奉承武后，命修志的官员将《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把武氏列为第一大姓，继而谎称自己祖上是赵郡李氏，与皇室同宗。他还下令：“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此书有悖实情与礼法，将兵卒与氏族同列，备受缙绅大夫的讥讽。
李义府又请求为祖父迁移墓址，在唐高祖祖父的永康陵附近大兴土木。三原县令为讨好权臣，私自派出壮丁与牛车，日夜载土筑坟。附近七县的县令，也不得不纷纷派百姓参与修坟工事。其中高陵县县令张敬业，为人恭勤怯懦，竟不堪辛劳，累死在工地之上。其他王公大臣，则争相赠送祭奠、陪葬的厚礼，并于改葬之日，结成绵延七十里的送葬队伍。如此奢靡铺张，足见奸臣误国误民之深。
贪财弄权，难逃天网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李义府升为右相，位极人臣，“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令百官敢怒而不敢言。至此，李义府完全败坏成大贪官、大奸臣，权欲熏心又无选贤才能的他，专以卖官为事，令朝堂贤愚混杂，正气衰颓。
高宗亦有所耳闻，提出告诫：“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勗，勿令如此。”谁知，李义府早已不是当年曲意侍奉太子的小官，史书记载他的反应，“勃然变色，腮颈俱起”。他当面质问高宗：“谁向陛下道此？”高宗亦有不悦：“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李义府毫无心虚愧疚之意，未谢罪便大摇大摆地离去。高宗虽未深究，内心却大为不满。
李义府虽然枉顾庙堂君权，却也担心登高跌重，荣华成空。他请来术士杜元纪为府宅望气，杜元纪告诉他：“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可厌胜。”从此，李义府敛财更甚。有一次，他召来长孙无忌之孙长孙延，告诉他：“吾为子得一官。”五日后，长孙延官拜司津监，李义府以此索贿七十万钱。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次卖官事件发生后，知情的大臣再也无法容忍其罪行，冒险上表弹劾。李义府风光一生，终于难逃锒铛入狱的一天。或许是他的罪孽太过深重，朝野积怨已久，武则天也未出面包庇。良知未泯的官员秉公审理，列其条条罪状。不久，高宗下诏，将李义府长期流放巂州，其子婿也受到惩戒。
奸臣落网，官民无不拍手称快。有人做文章张贴在各处街衢，把聚敛无度的李义府骂为“铜山大贼”；他的三个儿子及女婿，行事犹为凶恶放肆，时人皆称他们的落败为“诛四凶”。
然而久在苦地的李义府，仍然抱着一丝重返朝廷的幻想。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却不许放回李义府这样的“长流人”。支撑他生存的精神支柱瞬间坍塌，李义府发疾而卒，时年五十三岁。自其流放，朝中官员依然忧惧不安，唯恐他还朝后死灰复燃，直到听说了他的死讯，才彻底安心。
从寒门学子到当朝宰相，李义府深受两代唐王的殊遇与厚望，若能做一位正直廉洁的清官，定能在史书中留下贤臣的嘉名。然而他偏要为虎作伥，惑君误国，成为奸恶之徒，落得晚景凄凉、身死名裂的下场。正如孔子所言“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李义府赖以入仕的才情，也成了史官眼中的“猩猩能言”，不亦鄙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