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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逸事

有一次,专政队的人问周有光对倪海曙讲了什么。周想,平时与倪讲的话多了,没什么反动的呀。两三个月过去了,周对老伴张允和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张允和说,你好好想想,平时有没有跟人讲过不合适的话。“不合适的话”提醒了周,有一年和倪海曙对对子,倪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脱口对曰“秦皇汉武毛泽东”。谈笑之后,早忘到九霄云外,从没想过是对是错,合不合适。

这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光带着满腹狐疑,早早到牛棚把写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说:“就是要你的这个‘秦皇汉武毛泽东’。倪海曙已经承认上联,你不交代下联,行吗?你们这是反革命语言,是反对伟大领袖,你们两个是现行反革命。”从此,大字报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边又增加“现行反革命分子”头衔。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周的一项工作是捡骆驼粪和野驴粪。荒郊野岭,一丛一丛的节节草,大的有筷子粗,一两丈长,瘦小的和牙签一般细。当地人拿这粗的、长的造屋顶,编帘子、席子,细小短的当柴烧。周有光捡几根细的节节草带回来,把包在外边的一层衣皮剥掉,露出象牙一样洁白而润滑的芯子。用剪刀先平剪截断,再斜着剪,一平一斜两剪刀,就做成一个精美的牙签。节节草做成的牙签,不像竹子的偶尔有刺,会刺嘴,也不像木头的,到嘴里容易变软。那段日子,业余做牙签成为周有光的一大乐事,自己做,自己用,也送朋友。他至今认为,当地可以建一个节节草牙签厂。

平罗的蚊子不是天黑出来,而是白天出来。上午十点一过,蚊子就多起来,空中伸手一抓一大把,往腿上一拍,满手掌都是蚊尸。过了晌午,天稍晚一点,蚊子还没退去,小咬就随着风像雾一样地上来了,真是“小咬如雾蚊如烟”。

快到秋收时,周有光和林汉达被派到十几里外的土岗子看高粱。看高粱有规矩:不许坐下,不许站立不动,要走来走去,不许聊天,要一人在东,一人在西。土岗子地势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围没有人家,没有人影儿,没有人来偷庄稼,也没人来看守这两个“看秋”的老头儿。一连三天,他们规规矩矩,到第四天就不规矩了,走一走,停一停,还坐下聊天,聊着聊着,两个语言专家还放胆躺下了。

林汉达仰望长空,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过一会,林又问周:“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林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他问扫盲班的学员什么叫遗孀,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么的。那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周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林说,普通词典里都没有遗孀这个词,查了几种都没有,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谈得兴起,二人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仿佛对着上万棵高粱讲演。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风,宇宙之间只有他们二人。

宁夏人烟稀少,秋天,常有西伯利亚飞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个雁群至少2万只。距干校三十里,有一个很大的芦苇塘,是大雁迁徙的中间站,有的雁群直接从这里飞过,有的就落在这个芦苇塘休息几天再起飞。那时局势紧张,干校夜间要值班巡逻。巡逻队员讲,大雁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夜晚的守卫有三道防线。一旦有人闯入警戒线,第一道守卫先发出叫声,声音不很大,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你再走近一点,第二道守卫也开始叫,好像有上百只;你更靠近时,就有千八百只一起鸣叫,叫声吓人。巡逻队员打开强光电筒照它们,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巡逻队员吓坏了,赶快离开。

有一天,干校正在广场开大会,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了。周有光回忆说:“飞到我们头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头雁一声怪叫,倾刻间大雁集体排泄,粪便就像雨一样落到我们头上、肩膀上。雁便粘糊糊的,弄到头发里洗也洗不净。”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九期,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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