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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颗牙齿的上上下下(3)

最疼痛的一颗

四川有一句民谚说:“牙齿痛,不是病,痛死无人问。”如果牙痛对老百姓都是痛死无人问的事,对犯人而言更是难以名状了。在漫长的劳改生涯里,我几乎没有见过一个因牙齿痛而获准病休的犯人,它既不发烧,又不拉肚子;既不流脓流血又没断手断脚,一句话从外表上看毫无一目了然的病状。如果这种病都能请准病假,说不定牙齿痛会变成一种发病率极高的传染病,半数以上的犯人都可能因患牙痛而请病假。

被荷兰牛打伤的牙还剩下一颗,在我镶牙的时候,医生曾考虑是否把它拔掉再一起镶补,但我一想到又得等夜长梦多的一个月,反而劝说医生镶了算了。谁知才半年多的时间,这颗“立场不坚定”的牙齿便开始折磨我。

真正的牙痛决非一般疼痛可比,它不像一般的腹痛,那是间歇性的,有一个缓冲期,而牙痛是持续的痛,顽固的痛,不允许你缓一口气的痛。那时我正在耙田,我用的原始止痛法就是“冷风吸入法”,用吸进的冷风通过痛牙时,用冷的感觉麻痹痛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止痛而只是骗自己而已,况且还要呼气。还有更麻烦的事,那就是耙田时必须不断地呼喊口令以指挥牛,这种牛能听懂的口令共有四个,其中竟有两个即“转来”和“取脚”在吆喝时都必会惊动我的痛牙,使该牙颤抖一次,使疼痛加深一分……。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恨不得现在就能拔掉这颗折磨我的牙齿,显然这是异想天开的事,特别对一个关押在监狱里的人而言。

每个劳改中队都有一个犯人卫生员,有时候干部和家属有点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也偶尔到他那儿去拿点药,不难理解,这卫生员在犯人中也算“身居要津”。虽然犯人个个都是坏蛋,也得从坏蛋中挑出坏得不那么彻底的蛋。据我观察卫生员一般得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是案情单纯,刑期较短(类似选拔干部的第一要素政治可靠);其次家庭出身较好;再其次要有点文化,因为古今中外的医生都是有文化的人干的,劳改队也不能例外。如果判刑前从事医疗工作的更好,否则送到农场医院去培训几个月也行。

我所在的通木溪中队当然也有个卫生员,但我在的是一个分队,分队没有卫生员,只是每天卫生员到分队来走一趟给有病的犯人拿点药,不过我对这位医生印象不怎么好,上次我被牛打掉了牙,他竟以消炎片冒充止痛片来骗我,使我觉得他不正派,况且我认为这半路出家的卫生员,不可能对深奥的牙科有什么修养。

有人说劳改犯人中哪类人都有,哪类人中当然也应该包括牙医,又据说在医科大学里,牙科要学七八年才能毕业。我所在的这个分队旱地班的犯人中,也有一个牙医,此人我早已认识,只是没有什么交往而已,这位“牙医”除了拔牙以外似乎什么牙病也不会医。他没有读过什么医科大学,因为他小学都没有毕业,在我迫切需要拔掉这颗痛牙的情况下,即便他是一个江湖术士,我也宁可相信他属于自学成才的类型。事实上队上好几个人都亲眼看见过他拔牙,被拔牙的人也没有对他的拔牙技术有发出过什么责难,况且价格也不贵,据说拔一颗牙给他一个包谷粑(犯人主食,每顿一个,约三两玉米粉蒸成),他也就十分满足,我下决心找他拔掉这颗让我痛得不堪忍受的牙。

下午收工后,我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脚,一双手浸在洗脚盆里在脚丫间搓揉着。这位老先生可能快六十岁了,他嘴里也似乎没剩几颗牙,这就使我想起民间流行的“久病成良医”这句话,当然我只是在心里这样想着,说出来就有可能冒犯他。听完我对痛牙的陈述,他问道:“哪一颗?”我张开嘴用食指指着那颗痛牙。我的天,他竟然从洗脚盆里抽出沾满污水的手,用食指指尖在痛牙上掰了掰,试探这颗牙松动到什么程度,然后说:“没问题,包在哥子们身上。”这句话冲淡了他把洗脚水捎进我嘴里的反感,说不准只要他保证能阻止我的牙痛,让我喝一碗洗脚水我都愿意。

劳改犯睡的是大通铺,分上下两层,我坐在下铺上焦急地等待着他收拾停当,不过才几分钟他来到我的面前,手上端着一个盛着水的小茶盅,叫我端在手上,我对着茶盅瞟了一眼,似乎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更像是一盅清水。然后他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用烂牛皮纸折成的类似钱夹的玩意。打开后,从里面取出一根黑色的线攥在他手上,令我张开嘴巴露出痛牙,他用这根线拴住我那颗痛牙(我分明闻到一股臭味——估计是这根线上的残留物),拴结完毕,他爬上我的上铺后,叫我喝一大口冷水含在嘴里,然后说:“头抬起来,嘴巴张开,不要动。”就在我执行完这三项命令的一刹那,牙床上猛然一阵剧痛过后,他已下到我的面前,手上提着的那根发着臭味的黑线上,吊着我那颗痛牙,我这才吐出包在嘴里的那一口被血染红了的冷水。

他在围观犯人“啧啧啧”,如广告词般的惊叹声中傲然离去。吃晚饭的时候,因为“不成文法”也有不准用包谷粑作交换的规定,我只能悄悄地把我那个包谷粑递给他,那上面还冒着热气。

因祸得福的一颗

我在《难以忘怀的吃吃喝喝》那篇文章中,曾讲述了我的大脚拇指被二锤砸成粉碎性骨折的经过,为这次工伤,我住了三天医院。

如果按劳改队的常规,我这点伤是根本没条件住医院的,这又得感谢那位“臭味‘香’投”的右派医生朋友,在那位也是犯人的骨科医生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他“恰巧”在旁边,他假装关心地对治疗医生说了句:“是不是住院观察两天?”的话,这位医生心知肚明,这正如民谚所说的“耗子洞耗子才穿得过”一样一目了然,当他拿着病历表找有批准住院权的干部医生签字时,那位干部医生连一个字也没有看,便在他该签字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架着双拐向病房走去时,右派医生朋友追了上来,在我身边悄悄地说:“他妈的,好好休息两天。”我也用悄悄话对他说:“何不趁这个天赐良机把这颗牙镶上。”他瞅着我唇边的缺口说:“估计问题不大吧。”

劳改犯人的语言颇多特色,其中不乏黑色幽默,例如我大脚姆指被二锤砸成粉碎性骨折以后,我听到的第一句安慰我的话竟然是:“不要紧,离肠子还远。”此话传递的信息是犯人把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脚指头也许是人体中距肠子最远的部位,我对它的关心与对牙齿的关心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很显然,这还不仅仅是距肠子的远和近的问题,还有能不能给肠子提供原材料的问题。

我在住院的第二天,不但没有镶牙的动向,甚至我那位右派医生朋友的人影也没见着,我心中的焦虑非同小可。此前他曾对我说过,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去找他,我们都知道,私人关系这四个字,在劳改队可以做出无穷无尽的文章,什么盗窃集团、逃跑集团、反改造集团、反革命集团等等等等数不清的集团名称在候补着,我当然不便去他的寝室里找他。

第三天,也就是我住院观察的最后一天,刚刚吃罢午饭的休息时间,这位右派医生朋友像救星一样出现在病房门口,他只淡淡地向我望了一眼,我就明白了一切。我拄上双拐,跟着走在前面约四、五米远的他去到了鸦雀无声的门诊部,在牙科治疗室门口,我进门时与正出门的他擦肩而过,我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一言不发。诊室里只有那位医生的助手,他用食指指着一张简陋的牙科专用椅,我明白他叫我坐上去。他又用手指指了指我的嘴,我知道他叫我张开嘴看看我的牙,然后他动手取下我原先装的那两颗假牙,对假牙的周边环境反复端详,甚至翻开了我的嘴唇。这一切都是在无声中进行,使气氛显得分外紧张,似乎我们正在合谋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我们的确正在违犯犯人不准镶牙齿的不成文法。

医生取出一个小酒杯,倒了些粉红色的粉末在酒杯里,然后在众多的药瓶中挑出一个,倒了些许不知名的药水在粉末中,不断地用一根小玻璃棒将药水和粉末调匀成糊状,便取出一些接在假牙的牙托上,然后将假牙和上面黏着的一团糊状物放在我三颗门牙的缺口上,还特别将还未凝固的那一小团在牙床附近加以挤捏,使之与牙床吻合,两三分钟后取下,再拿一颗假牙来装在补上的牙床上,配以钢丝卡环,再在一个用脚踩着启动旋转的砂轮上,将这“一套三”的假牙磨光,其中让我试戴了三次,不断调整方位和钢丝卡簧的松紧,直到他认为合适为止。

这位医生和我同时跨出牙科诊室,在门诊部的过道上,我特意看了一下墙壁上的挂钟,一点二十分,这就是说还差十分钟,门诊部就得上班了,上班时间内,如果任何一位国家工作人员(除犯人和就业人员以外的医生护士勤杂工的统称)有意无意的发现有个犯人竟然在享受公民们才能享受的“镶牙权”,甚至可能影响这位学徒牙医的前程(假如就业人员有前程的话)。我回病房,他上厕所,我们有十多公尺的共同路段,我向他再三表示感谢,他却叫我去谢我那位右派医生朋友。最后他告诉我,新假牙戴上都有一个习惯过程,如果属于假牙方面的问题,自己可以用砂布打磨一下。我知道他不希望我再找他,因为他协助我盗窃属于公民才有的镶牙权,他的勇气似乎已消耗殆尽。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被通知出院,傍晚,力大无比的荷兰牛拉着一车牛草从西宁乡上来,我搭上这趟便车,让荷兰牛把我拉回到高山上的通木溪中队二分队。

刚戴上的假牙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时间稍长便发现由于牙托打磨得不精细,以致将我的牙床磨破,我按医生的嘱咐用细砂布不断的砂擦,在进行这道后续工序时,我意外地发现,新添上的这一小段牙托里,竟嵌着一截长约3毫米的毛,它在这粉红色的半透明体的边缘部位,那分明是修面刀刮下的胡须的一段,估计是那位牙科医生剃下的,至于怎样弄到牙托里去的那将永远是个谜,很可能是忙中有错所致。这个嵌着一截胡须的牙托使我联想到琥珀,据说若干亿年以前的某个地质年代里,一个蚊子或其他什么小虫子,一失足跌落在松香之类的树脂里并被它密封,若干亿年以后就变成这种名叫琥珀的宝石。

我相信顶尖级的世界富翁也不会用琥珀之类的宝石做假牙,不过任何一位高级人士如果知道自己的口腔里含着一截胡须,他肯定大倒味口吃不下饭甚至出现呕吐症状。我那时是人类等级中的最低级,与死刑犯只一步之遥的重刑犯,正因为如此,我不但没有呕吐过,还对那位忙中有错的医生充满感激之情。

2002/6/2于成都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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