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云：天生人。如果天使人降生，也就罢了，理应使人长生。可是不仅不使人长生，还要让他像过客一样逝去。既然有如过客之逝，就让他瞬间逝去好了，偏又不，还要让他短暂地活下去，又不让他安宁，使他尝尽各种苦难。好不容易熬个苦尽甘来，过客之逝的期限便到来了……为此我想放声痛哭。——哈斯宝
有言在先
不知道医学界是否同意我这个外行的一种看法：除了非正常的原因之外，人的死亡常常是从牙齿开始的。从公元1970年11月13日我掉落第一颗牙齿开始，到2002年5月22日即今天截止，我已死去各个岗位上的牙齿三十颗，而最使我怀念的是我三十多点岁时（那并不是牙齿去世的正常年龄段），我在劳改队时死去的三颗牙齿。第一颗死得十分勇敢，第二颗死得相当凄惨（甚至尸骨无存），第三颗死得无比辛酸。
直到我满46岁的1980年，终于被告知我遭遇的是冤假错案，这个迟到二十多年的告知让我明白，我的青春年华已被冤假错案吞啮得干干净净，还得加上那三颗不幸夭折的牙齿。每每忆及生命的短暂和脆弱，终不免产生若干凄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对我那冤死的三颗牙齿寄托一份哀思。
人要生存就得吃东西，特别在吃不饱而体力消耗特别大的劳改队，吃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牙齿可以说是吃东西的首要“工具”，中国成语中那“囫囵吞枣”的告诫，也是从另一个方面规劝人们去细嚼慢咽，除了牙齿，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可以用来“嚼”的器官了。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劳改队除制定了强制执行的监规纪律七章四十二条之外，还有若干不成文法，例如犯人不许镶补牙齿就是其中之一条“此条最少在笔者服刑了十五年的雷马屏农场是这样执行的”，因此有关我违反不成文法，在劳改队“开后门”镶牙，那也多少有点“无巧不成书”的味道，不妨一并记入其中，以免忘却。
六十五岁以后，牙医告诉我，我的牙床已经萎缩，假牙戴不稳，再也不能用假牙咀嚼了。恰好前天我收到一点稿费，兴高采烈之中，便花了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台家用粉碎机，由它代替牙齿替我咀嚼。残存的两颗，还得继续发挥余热，只是其功能将产生“划时代”的变化，由过去的咀嚼功能转化成今天在仅剩的两颗牙齿上挂住假牙的功能，而今天的假牙功能，也同时转化成我脸上的装饰品，以证明本人并非无“齿”之徒，其作用和那些时髦女郎戴在眼睛上的假睫毛一模一样。
勇敢的第一颗
1970年11月13日，我正在地处四川大凉山的国营雷马屏农场服刑劳改。我是一个连自己生日都得靠亲友提醒的糊涂虫，竟会把这个日子记得如此清晰，实属事出有因。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前，我曾经在湖北武昌私立博文中学读书到初中毕业，那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除了学了些各科知识以外，也中了些“流毒”，比方说笃信每月十三日和每周星期五是凶日。那时，见多识广的同学还可以从史籍中精选出若干“铁的事实”，向你证实此说有书为证。特别是十三号那天又恰逢是星期五，更是令人忐忑不安的双料不吉利。我历来对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并不十分认真，虽然并不十分认真，但决不意味着十三号和星期五这两个凶日对我就没有一点影响。特别在险象环生的劳改队，如果这天本来有机会到地里去偷点包谷红苕、以填补腹中的空洞，而那天正好是十三号或者星期五，我肯定按兵不动，因为我担心在凶日里偷东西很容易被监管狱吏或者“劳改积极份子”逮个正着，我不愿意在凶日的晚间学习会上成为众矢之的，蒙受皮肉之苦。
掉第一颗牙齿的时候，我已经通过四年多的农业劳动实践，从一个文弱书生，“进化”成精通“十八般武艺”的全能劳改犯，不论犁田耙田，栽秧挞谷我的技艺都不会比一个地道的农民差。我身高一米七五，灵活机动，在偷吃各类生产成品方面老谋深算，当若干犯人饿得鼻塌嘴歪的时候，我却能轻松自如地打饱嗝，因此我肌肉发达，也因此我力大无比。
虽然我劳改体力和劳改技能如此出色，但那个年代的监管狱吏对我却高度警惕，按他们的说法，我这种人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货色”（在劳改队，监管狱吏对犯人所用的人身代词之一，其它还有家伙，东西等等），狱吏说这话的意思是说，我用努力劳动这一倾向去掩盖思想反动的另一个倾向（糟糕的是据说这个倾向正是所谓带有本质意义的主流倾向）。
那时我当犯人已八年有余，前前后后在五个不同的劳改单位呆过或短或长的时间，以惩治犯人为职业的狱吏们，在我身上喷洒的各类贬义词早已堆积如山，我也像某些昆虫对某种长期喷洒的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的耳朵也对这些铺天盖地的辱骂产生了“抗贬性”，特别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脸皮的厚度也与日俱增，几乎达到刀枪不入的“国防脸皮”的厚度。如果我身上没有这些先进装备，几十年前我就气死在劳改队，写狗屁文章的作者就肯定不会是我，这也是勿须怀疑的可能性。
大量喷洒贬义词有两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的重刑犯，其次我是一个从来不写检举材料，用劳改语言说“是不靠拢人民政府的家伙”。虽然我患有这两种“不治之症”，但班组的学习记录却非我莫属。当时我所在的班是水稻班，这个班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从深山的茅棚里抓来的资产阶级份子，这些资产阶级可不像华尔街那些会说好几国语言的资产阶级，其中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更不用说归纳整理犯人们在讨论会上、那些结结巴巴口是心非的发言。虽然我这种人政治上很不可靠，记录一下犯人的花言巧语就是有出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在“山中无老虎”的情况下，还是让我当上了学习记录。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废物利用的可能性，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我才在这个队劳改了四年以后，当上了水稻班长，爬上了我“仕途”的顶峰——这也就是我这个平庸之辈一生中当的最大的“官”。
劳改队的班长有两种当法，一种是专打小报告，谁不听指挥就报告谁，犯人恨他，他却做出一副“唯我独改”的样子，视全班犯人为他立功减刑的垫脚石。这种班长狱吏们最喜欢，通常是立功减刑的候选人。说到底这类班长的主要功能便是借助专政的权威迫使犯人任其调遣；另一种班长也就是我这类班长，从不打小报告，全凭自己的劳动实力，最重的担子我挑，最苦的活我干，“以力服人”，在狱吏面前实际上充当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那些日子我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我的“抗贬性”耳朵和“国防脸皮”也是在充当这种角色中千锤百炼日趋完美。
水稻班使用的耕牛中，有一头名叫“黑娃”的雄性黄牛，是一头以黑毛为主、夹着少许白色花斑的杂交荷兰牛，此牛身材魁梧，出脚快速，力大无比。多数犯人却不喜欢用它，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犁田时如遇有大型石块等障碍物，本应停下绕过，它却认为是小菜一碟，用劲一拉，犁头只有“粉碎性骨折”，一次两次狱吏们批评两句问题倒也不大。日积月累万一有一天出了什么“不测风云”的纰漏，需要按狱吏的口头禅所说：“新账老账一起算”时，新的判决书上印上一句“破坏生产工具犁头多少多少张”，在事实面前，你敢叫一声活天冤枉吗？所以远离这头牛也间接地远离了这条新的罪行；其次这头牛偶尔也会打人，这也许是它认为自己体力出众，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所致。它的特性便是不允许用牛的人在它眼前晃来晃去，以往也曾有几个犯人被它打得哎哟连天病休三日。它的犄角不像中国水牛那样长着一对半圆形弯角，而像两根尖笋一样站立在额头的两边，真正打起人来击毙个把犯人也是易如反掌。幸好它并没残暴到那个地步，否则它的名字就不叫耕牛而叫菜牛了。它只是轻轻地撞你一下，警告你不要讨厌地在它眼前晃动，冒犯它这个杂种的威严。不过，对它来说是轻轻地一撞，对人类来说可能比拳王泰森那一击重拳还更可怕。
本劳改班长依据吃苦在前的既定方针，在那个倒霉的十三号，讨厌的星期五，勇敢地挑起了使用这条牛的重担。也许因为我终日忙于当班长的“公务”，因而忽略了这是一个双料不吉利的凶日。事实上开始犁田时也一切顺利，只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我发现从枷档到牛打脚（这两样都是配在犁头上的工具）的绳索落进了耕牛前脚的内侧（应该在外侧），这在犁田中是经常出现的小故障，排除也很简单，只需犁田者走到牛脚旁，弯下身子手执这根落进内侧的绳索，对牛的脚臂轻轻触动，同时口喊：“取脚，取脚”的口令，训练有素的耕牛自会抬起脚来让你将那根绳索复位。就在我完成了这个动作，抬头伸腰准备返回到我把犁头的岗位之前，这位荷兰先生竟回过头来用它的尖角“轻轻地”撞了我一下，不偏不倚，正撞着了我的下门牙上。那一种钻心透骨的疼痛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含着满口鲜血眼泪长流地飞跑到中队部去找犯人卫生员（一般都是“精选”的轻刑犯），这时我已无法说话，只指着自己的口腔勉强地说出一个“牛”字。卫生员满脸奸笑地令我张开嘴，他看后顺手取来镊子，依然是满脸奸笑地从我嘴巴里夹出一颗被血水裹着的牙齿，特意地在我眼前晃了两下，又满脸奸笑地说道：“幸好这一角没有弯在你的眼睛上”。
最后他用一小块破报纸给我包了三片药，仍然是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在说话：“四小时一片，止止痛。”我到厨房找来开水，准备立即服药止痛，打开破报纸拿药的时候，我发现药片上有消炎片三个字，便回过头去，对着医务室那扇门用阿Q的语气骂道：“日你妈！”
永别了，第一颗壮烈牺牲的牙齿！它为我的“勇敢”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