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是开封育才中学。我校高59届共200余人，除了不愿升学的，其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让人费解。当时人们不敢询问原因，改革开放后谜团才解开。原来，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每个学生都做了政审。结论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审的依据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地富家庭，右派家庭，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基本上都属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
江雪，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读初二，门门功课5分，被保送入高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很自信，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那年的文科考生，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是第一名。有8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的政策面前退却了。
范天成，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准备，然而因家庭出身被不宜录取。
吕延梅，初中毕业以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种做法不止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述相同，引起轰动。这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政策仍在执行。档案显示，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
吴祖光有几篇文章谈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我们的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冯骥才是天津的一位不宜录取者。“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家庭。”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母解放初期是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的老板，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遇罗克高考落榜后，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又参加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所在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大学梦再次落空。
报告文学作品《胡杨泪》里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1963年高考，钱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公社不给档案。次年再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公社书记多次到校逼迫学校令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被迫到新疆谋生。1984年《胡杨泪》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钱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1985年10月1日凌晨，钱宗仁去世，肝癌晚期，41岁。
执行不宜录取政策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据河南省教育厅的文件，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有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
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就是一例。父亲被劳改，蒋筑英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一位前校长，当年报志愿时，老师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录取。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是我们的同龄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属于有严重家庭问题者之列。如果崔琦当年不去香港上中学，而留在河南宝丰，难逃不宜录取的命运。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