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打着“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唱着“为人民服务”的调子，在“马列主义”的“红袍”掩饰下大行暴君之政，将历史车轮拉回到封建奴隶制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场政治灾难，不仅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他在此前宣示的一切民主自由承诺全属谎言外，还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页页永远磨灭不掉的人间惨史。其中，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堪称最不光彩的一页。
我也是一个从国难中侥幸生还的幸存者，尽管我个人的劫难在遍体鳞伤的民族躯体上仅是一道很不起眼的“微痕”，但在毛氏遗孽“强迫遗忘”的强压下，把它记载下来，留给历史，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每个受害者都隐忍不语，岂不是还要替他掩盖罪行吗？
风暴席卷 在劫难逃
1948年，“山那边呀好地方”的歌声传遍城乡，给绝望的人间带来几分清新气息。这年，一直在香港太古轮船公司工作的大哥李炳衡，突然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地出现在昆明普贤村（后改名和平村）15号的家中庭院里。母亲惊奇地问他：“怎么回来也不事先告诉一声？”哥说：“因为太想念母亲，想给阿妈一个惊喜。”
不几天，穿着粗服麻鞋土里土气的他又回了家，他对母亲说：“我现在在县上教书，不回香港了。”他还把一个姓康的卖雪花膏的货郎弄到我家院里来住，把邻居崔少珩等青年也介绍到罗茨去工作（实际是打游击）。后经询问方知，他是受庄田（原边纵司令员，后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的指派，从香港回昆，到罗茨一带参与组织游击队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谣传：“朱毛是匪，他们来了，会搅得天下大乱。”大哥连说No，No，No，No。
解放后，当上军官的大哥，因忙于清匪、征粮等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问题。后来，几经亲友介绍，谈好一个对象，可在申请结婚时，上级却以“女方的阶级出身有问题”为由，把他调到云南省委党校任教员。
1953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刚挂牌一年的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这时，我们一家都被融入到“新中国”的幸福大家庭中，所有人都各得其所，笑逐颜开。
可是好景不长，1955年，全国掀起了“肃反”运动，大哥被冠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而受审查，并被整死。父亲从国外赶回来，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相信政府吧！”母亲则要求党校赔还儿子。党校的领导说我父亲拥护人民政府，说我母亲无理取闹。
家里的人抱着大哥留下的不到一岁的女孩，泣不成声：“苍天啊！怎么一个受党安排，为解放中国而投身于地下工作的人，转眼之间就成了英国间谍？”
我把此事报告给出版社书记，书记说：“要大义灭亲啊！”
与此同时，出版社也在“肃反”。编辑部主任、资深的地下工作者梁展自尽身亡。
1957年，毛泽东使出“阳谋”，又发动“反右”运动，强劲的政治风暴霎时席卷全国，云南省也一样阴云密布。机关、学校、文化、新闻出版界……从“和风细雨”变为“杀气腾腾”，恐怖万分。省委组织部的杨荫启、宣传部的谢家林等领导坐镇云南人民出版社，指导挖“反党小集团”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工作。他们斗张健，说她讲过“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斗王岚、陈铭安，说她们搞“小圈子”，组织“反党小集团”；批庞文会、批马达、批喻翔生……一时间，连炊事员和勤杂在内总共只有五十几人的出版社，50%的人都在被整之列，最后都被冠以“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分子”等罪名而受到惩处，连借反右之风积极整人的副总编张仁坚，也遭到同样的下场。
轰轰烈烈的“反右”搞得人人自危。作为书记、社长兼总编辑的王起，为了避免伤害更多的人，曾悄悄地对我说：“小李，有人想把你划为右派，你赶快在会上作个检查，我好表态呀……。”不明真相的我，为了避免“阶级敌人”的厄运而听信了王起的劝告，决定作个检讨。那时，我年虽21岁，但仍不谙世事。当编辑虽已四年，画的都是《把余粮卖给国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等紧跟时局、奉命创作的宣传画（云南人民出版社50周年，汇编历年出版总书目中，却将我那时画的画均署名为“本社编绘”），编的、写的均无问题。平时又从未议论过国家大事，更没有讲过什么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的话，拿什么去作检讨呢？想来想去，想到编辑部主任刘以曾批评我“不问政治，搞单纯技术”的话，于是就检查自己不问政治的危害。
我作检查时，副总编张仁坚到会，编辑部主任刘以主持会场。刘以作结论的话使我十分反感。他说：“你反对党的出版事业，对年门画的单线平涂都有意见，还用毛主席说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来诋毁出版社；你目中无人，画得好就骄傲，只搞单纯技术，不问政治，和党离心离德；这不但是右派言论，甚至是反革命言论！”
我认为这种批判根本不是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善意批评，单扣帽子，不摆事实。一时火起，便把笔记本往桌上一甩，愤愤地说：“那就随你们把我怎么划吧！”
检讨会没有开下去，社内的大字报、小字报我不看，批斗别人的会上我不吭声，每天跟着大会小会熬，总担心着不知何时轮到自己。哪知几个月过去，却没动我一下。快到年底的一天突然通知我：“你也是右派，不准回家了。”就这样，我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为被侮辱、残害了21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给我的心灵和肉体留下了终身难以消解、不可挽回的创伤。
戴帽流放 遥遥无期
1958年1月，社里开大会，首先当场逮捕了美术编辑严濬。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是“保留公职，撤职下放，监督生产。”我的母亲，也因大儿子是“英国间谍”，二儿子是“右派分子”的关系，被发配到会泽县劳动，饱尝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当月28日，我同部分省级机关所划“右派”数百人，一起被遣送到弥勒县那片干旱荒凉、豺狼出没的南乡坝——原先的劳改农场，后改称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领受20世纪中共的现代流放。
我所在的生产队在一个大水塘下方的荒坡地旁，水塘是原来劳改队筑了个小土坝蓄起来的水，时有野鸭飞来水中及杂草丛生的岸边活动，当地人给它取名为“长塘子”，因此，这个生产队就叫做长塘子生产队。我们在坝下坡脚的荒地上割来茅草、砍来松树和杂木条，搭起几间茅草棚作为栖身之所。21年难以想象的折磨，就从这里开始。
在这个农场，除了每天10多小时超体力的繁重劳动外，最严酷的是吃不饱饭。当年未到年底，就只能吃稀饭了。此后连续三年大饥荒，农场和附近寨子不断有人饿死，经常见到地边坡脚躺着尸体，看到偷食者被打死，还听到沙锅寨有家农民煮孩而食。那时，死了人不敢哭；受了罪不敢叫。若哭若叫，就会被戴上这样那样的政治帽子横加惩处。
多数“右派分子”患上了水肿病。原来标致壮实的男男女女，有的瘦得形同枯槁，有的肿得像大头鬼，得不到食物补充，就这样生生饿死。
有个名叫邱培祖的“右派”，因患水肿病无力支撑行动而跌进鸡街铺的粪塘里淹死，据说他是我国最早的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的父亲。
饿死、病死的，被抬到小吊井乱葬岗草草掩埋。活着的人，想方设法把山上、地下能搞来填肚子的都搞来吃，甚至垃圾堆也有人盯着，寻觅到一丁点认为可吃的东西便趴下去，使出仅有的力气往嘴里塞。
农村为了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推广公共食堂，还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桥梁”。结果，家家户户炊烟尽灭，公共食堂给多少吃多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下地劳动。睡觉不分老幼，男的和男的睡一块，女的和女的滚一堆，几乎是吃、喝、拉、撒都统一行动。没有吃上几天，粮食没了，最后连代食品、包谷骨头、红薯藤等都被吃光，依旧缓解不了严重的饥荒。
在农场，人们获得生命所需的唯一依靠就是食堂。一年365天，每天都在队里的食堂打饭吃。口粮标准一降再降。人们此时最最崇高的理想只是吃上一顿饱饭，哪里还有人去做那虚无缥渺的“共产主义”天堂梦！
1960年初，宣布摘掉我头上的“右派”帽子，不幸噩耗又来：弟弟李纪衡为逃避灾难，利用出差之便，到越南投靠父亲，谁料竟不明不白地浮尸于河内的还剑湖中。
三年饥荒挺过来后，这批惨遭愚弄备受折磨的“右派”们，一个个都伸长脖颈在那里盼啊盼，盼望着春风吹来的那一天。可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盼来的却是更深的苦难……
混沌岁月 冤案迭起
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悲惨岁月里，每一个人都是命悬一线。一言一行必须小心翼翼，否则杀身之祸就会临头。被批判、斗争、捆、绑、吊、打，更是司空见惯。
1962年，政治风云变幻，弥勒东风农场把所有“右派”分子按摘帽与未摘帽分别编队集训学习，一部分摘了帽子的集中到长塘子，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据说是为分配工作作准备。这时，“右派”们才依稀看到了一线希望。
集训的集体宿舍是大杂混，乱哄哄的。用木材边皮搭成的凸凹不平的床，满当当挤在一间屋里，成了我们唯一的活动场所。除了上厕所，干什么都在这里。晚上，有的睡大头觉，有的抓紧时间学习。点燃豆大火苗的墨水瓶煤油灯，伏在床上，不是看书、写字、画画，就是互相吹吹有关分配工作或党对“右派”政策的“小道消息”。
搞文学的蓝芒每天坐在床边，写他的《游击世家》——记载弥勒西山游击队的长篇小说。我呢，一有空就画画：用土纸画《白菜蕃茄营养多》，画《母亲寄来的解放鞋》，用挖“神仙土”挑拣出来的泥巴作颜料，画风景，画民族人物，画一草一木……
谁知这些劳动之余的写作和绘画也会招来横祸：一天，张禄生拿一张用油画棒画在32开纸上的画给我看，说是他画的。画面有两个农民在寒风中披着蓑衣，冷嗖嗖地直打颤。灰色的格调，寒气逼人。这位不是专业学画的人，用笔、用色、形态都像个样，能画到这个水平实属不易，但也使人敏感到，在这种时候画这种题材的画，不担心横生枝节吗？所以我说：“画得好，但是不要画这种画。”张禄生不以为然地说：“这怕什么？那天，我经过普龙（村名），看到两个农民就是这模样嘛。”他叫我帮他改，我说：“别改了”。说实在的，我也无从改起。谁料这张画后来果然成了所谓“反革命”事件的罪证。经过别有用心的人检举、揭发，使那个心毒手辣、素有“满阎王”之称的长塘子生产队支书满廷富喜出望外，他把这张《寒流》和不知是谁书写的古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利于我何有焉？”以及四个摘帽右派大学生崔学义、朱祥亨、唐宗碧、候宗培拼凑的诗：“长塘，长塘，寂寞又凄凉；吃的烂白菜，住的茅草房。”通通作为反革命罪证，以“摘帽右派组织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为名，向农场政治处主任张致泽和党委副书记余鹏辉报案。
报案之前，连满庭富自己都搞不清“贝多芬”和“裴多菲”为何物，就张冠李戴、“不是也是”地报了上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时代，余鹏辉、张致泽等怕的是你不报，只要你报，哪有不信之理。至于名称的正误，他们则可以装糊涂，于是又将此案报到了县武装部和公安局。
县武装部和公安局派人来场，首先对我进行恐吓审讯，说我是“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急先锋和组织者。指控我画《寒流》是“影射反右运动”；写古诗是“借古讽今”；拼凑诗是“对现实不满”。一句话：都是为右派翻案，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搞反革命活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县武装部部长和公安局来人交谈几句后对我说：“经过调查，这个‘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并不存在。但是，你不要把我们的话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告诉农场党委和其它领导。这是很严肃的事，你能不能做到？”
听他这一说，我这个在生活道路上刚起步就被绊倒的人，根本不可能去仔细揣摩这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只能下意识地感到此案就此了结，于是坚定地回答：“做得到。”
这位武装部长接着说：“现在将你的画还给你，我们都看了，画得不错，继续努力吧！你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以后还会用你的。”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农场党委副书记余鹏辉、政治处主任张致泽等，却利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假案，在各直属队开展了一场大抓“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组织”的“运动”。
这时，场部又把长塘子的“撤处人员”（指“摘帽右派”）集中到场部旁边的黄家庄集训，我再次受到围剿。组织者把我交给李相东作临时组长的那个小组，在堆草的牛棚里日夜接受“批判斗争”。他们依然口口声声说我是“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急先锋”，还采取疲劳轰炸的战术，要我交出“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成员名单。
几天几夜的连续批斗，翻来复去都是那些话。积极分子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义愤填膺的样子，仿佛要将我咬碎！他们要我盘腿坐在牛棚的压条上挨斗，体力、精力消耗太大，把我弄得昏昏沉沉，不知所云。有一次，竟完全昏迷过去。组长汇报上去，上面指示：“不让他装死，一定要把反革命集团揪出来。”农场煞有介事，大小头目日夜奋战，要抓“大鱼”，要一查到底，宣称“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面对夜以继日的批斗，我心中虽然坦然，但是无力以对，又不能把县武装部部长的话端出来。即便端出来，倘若遭到否认，岂不是“罪上加罪”？处在那时的我，思维极度混乱：分不清那位武装部长的话是真是假，是何用意；更不能用违心和违背事实的话来逃脱这一劫。一天，我上厕所出来，见余鹏辉从那里经过，就快步追上前去请求道：“余书记，我想找你谈谈。”他竟满面怒色地训斥道：“不谈，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说罢扬长而去，使我这个阶下囚无可奈何。
后不久，在场部召开的一千多人的大会上，余鹏辉又以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高高在上的派头、杀气腾腾地吼道：“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把你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宽大无边了。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是像云南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李泽衡（我已摘帽，仍被称为右派分子）那样的人，连头都不想回，怎么能靠岸？”……
经过那场“运动”，农场掌权者们硬是在其它生产队将几名已经摘掉帽子的“右派”强行打成“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给他们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动教养。送走之前，还押到各生产队进行现场批斗，捆绑吊打，周游示众。
有人一直认为“抓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真相我最清楚。其实，当时我只是一再被斗，且被斗得死去活来的“受害者”之一罢了。最清楚的应该是余鹏辉、张致泽等幕后策划者和操刀者。试想：当初那位武装部长当面对我说这个案子“并不存在”的同时，为什么又要严肃地告诫我：“不要把我们的话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告诉农场党委和其它领导”？现在看来可以认定：在那位部长说出此话之前，余鹏辉、张致泽等人已经策划了一个阴谋——要以“假案真办”的架势，通过开展一场全场性的“抓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的“运动”，来整治他们早想整治而无从下手的眼中钉、肉中刺，借以达到“杀鸡吓猴”，将所有“右派”通通“改造”成驯服奴隶的罪恶目的。县武装部和公安局知道这一阴谋，但不参与，也不反对，所以才告诫我：“不要把我们的话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告诉农场党委和其它领导”。而要把这个假案办得像真的一样，当然要让我照样挨斗。所以，被斗的我和往死处斗我的人们，都上了余鹏辉、张致泽等人的当，成了这一阴谋的受害者。除此而外，我还成了被人认为“真相最清楚”一说的“替罪羊”。其用心之狠毒，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而对此案的检举、揭发者来说，他们与受害者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令人痛恨的是，他们在自己遭受践踏的同时还去践踏别人。这种昧着良心的“立功赎罪”，不仅被掌权者用作凶残迫害同类的工具，而且助长了他们进一步施展“以夷制夷”狡诈伎俩的底气，其罪责是推脱不掉的。
在所谓“改造”的黑暗深渊中，改造你的人无时不想着把你按到水底，让你挣扎不起。有些被改造的同类，为了一时的舒坦，也会伸出手来帮助改造者按你一把，但是他们的灵魂却摆脱不了永久的愧疚和自责。由此可见，那种罪恶的“改造”，对人性的蹂躏是多么的残酷！对我们民族道德伦理的败坏，又是何等的惨重！
独夫专政 走狗猖獗
黄家庄的集训结束后，此案并未宣告结束。我们依旧返回长塘子，白天劳动，晚上对我继续批斗。支书满廷富又使出毒招，强迫我穿着既菲薄而又千穿百孔的破汗衫，把一捆捆苦刺背回来压秧田（明令不准挑）。我背负荆棘，汗水和血珠一齐流淌，伤透心房！
在那无期徒刑一般的岁月里，我没有能力去抢够那仅够活命的工分，但每天都要付出超体力的劳动，去面对那些难以胜任的劳役和层层加码的定额和任务。即便生病、受伤（被牛挑伤，被马踢破脑门，被毒蛇、蜈蚣咬昏，被铁耙齿从脚底板戳通、穿出脚脊背等）也得出工；放牛、牧马、教生牛、犁烂田、撑船、赶车、割草、砍树、搭棚、开荒、辟路、出厩、沤肥、挖水井、刨粪坑、挖鱼塘、托土墼、舂土墙、打炮眼、炸石头、修水坝、挖垡子、翻晒场、背麻包……什么重活都干过；脚板戳满苦刺自己闷声拔掉；脚跟开大裂，用锥子和纳鞋底的针挑，用麻线缝合；肩膀化脓用破布垫；满肚子的蛔虫不时从肛门钻出半截；烂衣破裤里的虱子既多又壮，都已习以为常。这仅是我们普通的生活状况。在那个炼狱里，既没有关怀抚慰，更谈不上人权保障。有的只是人性的泯灭和没日没夜的苦役。能够与我和谐相伴的，只有那条名叫“大排角”的老水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我们的命运雪上加霜。农场里数不清的“派”——革命派、造反派，走资派、保守派、观望派、逍遥派……他们的实弹操练，无不把矛头对准我们这个烙下金印的群体。他们蒙蔽和利用劳释人员、盲流人员、外地迁来户和当地农民，教以“文攻武卫”，对我们大打出手。他们口口声声“要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于是，不管摘帽与否，都被随意抓来挂牌、游街、抹黑脸、戴尖帽、披麻布、架喷气式、剃阴阳头……他们一面举着红宝书，扛着忠字牌，跳着忠字舞，念着“最高指示”，一面却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响亮口号下，对我们干着打、砸、抢、抓、抄的痞子行动。
在天良丧尽、人性灭绝的“革命”浪潮里，当然也有坚守良心的人。一天，有位贫农出身的女副队长偷偷对我说：“队上的造反派已商量好，今晚就要斗你，决定由湖南盲流人员出手暴打，你还是赶快想法离开吧！”为了避免受到更大伤害，我只能选择逃跑。当天，我不由自主地徒步往昆明方向走。天黑了，以半斤粮票两角钱在路美邑一户农家躲过一夜。第二天，又带着身上剩余的一斤二两粮票和两块多钱，东躲西藏地走到宜良，终于搭上火车回到家里。不久，就听说支书满廷富与湖南盲流人员袁湘余等，编造了“右派要组织五千人，三个月踏平东风农场”的“暴动”案，把他们陷害的对象李运禹定为头目，吊在晒场的球架上暴打。我若不趁早离开，恐怕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处于暴君专制下的中国哪里有活路？衣、食、住、行全被管死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到家后，我一无证件二无口粮，既要躲避派出所的盘查，又只能每天分食母亲有限的口粮。可是经济无来源，怎能生存下去？情急之下，便生方设法用一枚旧的放大镜做成相机，翻拍些自画的歌片，待武斗停息时拿到南屏街摆地摊卖。可是，各路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响彻云霄，真枪实弹的武斗天天在大街上公演，逼着我只得混入修缮队当油漆工或建筑工谋生。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天罗地网笼罩下的中国，处处查路条，天天查户口，哪容我这个“右派”在“黑五类”家里安身？不久，农场来人，我又被五花大绑押回农场。
回场后，场部对我的逃跑未作处理，这也许是他们套用了弥勒县武装部部长说的“党还会用你的”那句话。因为当权者就是党的代表，“党”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副场长赵海在批斗唐瑛（摘右）的大会上就说过：“你们这些右派不要痴心妄想，我们对谢含秋（农业技术员）、李泽衡没有怎么样，是因为用得着他们。如果用不着的话，可以一脚把他们踩进泥里去。”是的，我们的确是根据“党”的需要，忽儿被踩进泥里，忽儿又被拖出来，如此踩进去，拖出来，踩进去，拖出来，从未终止过。这就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我从此便随着他们用途的变化而任凭差遣，经常从生产队扛上破被包到场部报到，接受灵与肉的“改造”。有时命我去画毛主席像，有时又命我画农场劳模韩顺堂、画学毛著先进人物、画忆苦思甜的连环画《张贤良》、画《红岩》、画八个《样板戏》布景、宣传画、墙报、大标语、忠字牌等等，都是没日没夜地干，无可奈何地接受犬儒化。这时的绘画已不是我的艺术，而是当权者“用得着”的工具。这工具被他们用来歌颂“圣道”，为“圣道”开路，为“革命”的面子添风光。即便这样，他们也要死盯着我，要从画中找岔子，总想从中挑剔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蛛丝马迹。尽管我百倍小心，也难防他们的叵测居心。
当我正被他们支使得疲于奔命之际，年迈的母亲来农场看我。她在搭马车经过尼西哨的崎岖小路时，被颠簸的马车颠下车来，摔断了左手尺骨，幸得拖白煤矿医务室给予包扎。到场后，母亲含着泪水说：“看来你是回不去了，若有诚实的姑娘愿意，你在这里结婚吧！”母亲的苦心我是明白的。
不久，东风农场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七团。1971年，我和县城生产队里一个朴实单纯的姑娘相识，经团部和生产队出具证明，在长塘子结了婚。
后来，团部调我去成立一个摄影室，为在场人员、各队知青、周边农民及附近部队的官兵服务，前后拍了八年的照片，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印记。
文化大革命后期，兵团撤消，改回原来的弥勒东风农场，原已“靠边站”的曹希荣重新捞回书记兼场长的职权，他又死灰复燃，继续作恶。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华国锋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农场“改造”了20来年的我们，不仅消息闭塞，而且脑袋多已麻木，根本不知中共“宫廷”内斗的秘情，对谁上台也不带有任何倾向，只会本能地每天重复着那套枯燥的奴隶式劳动。可是整人职业化了的曹希荣等，一旦重新得势之后，真是“吃屎的狗改不了吃屎的路”，他们平生惯用的整人手段，诸如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炮制假案等等，又一桩接一桩地使出来了。
在1977年“大战红五月”的日子里，场部的人一律走出办公室，下田参加劳动。有一天，我关好摄影室大门，正要下田干活，迎面来了服务社（农场商店）的三个人，将我扭到服务社小仓库，要我交代“攻击华主席”的问题……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叫人莫名其妙！他们说：“话是你在4月24号收听敌台后说的”，“证人不只一个”，“只有老实交代，否则死路一条”。我对这些一听便知是捏造的陷害并不在意，因为我根本没有收听过什么敌台，也没说过什么攻击华主席的话，于是反问：“谁说我攻击华主席？”服务社主任尹自文大声说：“沈曼昕揭发，是你对她讲的；还有马俊芬证实。你还抵赖得掉！”于是不由分说，勒令我回去准备坦白交代。
一听是我对沈曼昕讲的，我便有所怀疑：前天，沈曼昕（一个由农场宣传队安排来摄影室工作的女学徒）向我请假说她不去参加农田劳动，但未说明原因。我说：“能坚持去好一些，免得说我们怕劳动。”可她骄横地说：“这是曹书记同意了的。”我回答说：“既然曹书记都同意了，你就守摄影室吧。”事后我想：这事有些蹊跷，曹书记根本不管摄影室，请个假用得着去找他吗？这里面定有文章……
第二天，服务社全体人员开会对我进行批斗。积极分子们拳打脚踢，吼声震耳：“你是从哪里知道华国锋与四人帮是一伙的？”“你收听敌台，说华国锋与四人帮是一伙，你就是死不悔改的右派！”，“你是现行反革命！”……
会场上唾沫与鞋底齐飞，嘴巴与手脚并用：理发匠王均用指尖戳我的太阳穴，补鞋匠钟之立用脚蹬我的腿，缝纫工扭我的胳膊，除了站柜台的没动手外，其余的都是拳脚交加，手口并用，纷纷吼着要我跪下。沈曼昕、马俊芬也站在一旁随声作证……
我愤怒地反抗，坚持不跪。于是吼叫、咒骂、动武，一波接着一波，整个批斗会都由他们鼓着说，把着听，哪有我分辩的空间？
过后，把我关押在场部办公室旁边一小间堆杂物的暗室里，黑夜躺在冰冷的地上。场部保卫科赵天荣干事经过这里，从破窗口用平和的语气对我说：“事出有因，会调查的。”这时，妻子送饭来，赵干事见送来的那碗饭上面只有几片老莲花白菜，便问：“只给吃这点菜”？我妻答：“犯人还想吃什么好的？”赵干事苦笑一下。他们走后，吃饭时我才发现，饭下面是荷包蛋，蛋下面有一小张纸片，写着：“有人害你，你要挺住。”（事后妻子告诉我，那字条是她的领导——农场加工厂厂长丁克明帮她写的）
他们采取斗几天、关几天、放几天的办法来折磨我，我反思自己近来的言行，分析赵干事说的“事出有因”，也想起了既往的一件小事：在曹书记复职不久的一天，他叫我为他漆大衣柜，衣柜漆好后他很满意，又叫我帮他买装饰衣柜的锦缎，我立即写信托我在昆明的母亲买了寄来交给他，并实打实地对他说：“锦缎不要布票，只是花了四块钱。”当时我就见他面有愠色，过不几天，便把锦缎交给马俊芬带来退还给我，并说：“曹书记说太贵了，还给你”（这块锦缎至今我还保存着）。他会不会为这四块钱就对我搞迫害呢？该不会吧？左思右想想不通，但就是没想过他生活上糜烂的问题……
服务社一伙人在曹希荣的指使和教唆下继续对我进行逼供，要我“脱裤子割尾巴”；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必须“竹筒倒豆子”，还两次抄我的家，连鲁迅推荐印刷的《比亚兹莱》画册也被说成是罪证而抄走。曹还动用公安部门。但是县公安局派来的人并未把此事当真，只是在参加最后一次批斗我时，说了些“要坦白交代，有的就说有，没有的就说没有”等应付差事的话便走了。此后，批斗虽然停止了，这桩假案却被无限期地挂起来。他们叫我白天黑夜地干苦活，还派凶恶的打手盯着，动辄施以棍棒。若再反抗，无疑会增加继续迫害我的借口，何况我还得挣每月21元养家活口的老米钱，要养好五岁和三岁的一双儿女。面对妻儿们恐惧的眼神和痛楚的心理，血泪只能往心里流。在那长达一年多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奴役中，终于使我脊柱骨折，留下后遗症，至今年年疼痛不断。
在我这次又受迫害的过程中，虽有许多盲从者附和行凶，但也有人投来同情的眼光。他们有的给予安慰，有的叫我忍住，有的通过妻子传话说：“别怕，会水落石出的。”难友范宝安（摘右）则悄悄地对我说：“实在顶不过，如果把你弄去劳改，我会帮你养一个孩子。”农场保卫科赵天荣干事也鼓我的劲：“你怕他（曹书记）干什么？”有一位连蚊帐都未见过就被划为地主的七十多岁老太婆，还来为我接骨并做推拿治疗。
事过之后，农场服务社副主任李志超才悄悄地告诉我，有人知道沈曼昕和曹希荣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只是怕曹而不敢说；农场的电影放映员（兼曹的通讯员）也曾泄露过曹与上海女知青×××、玉溪搬来的×××搞过不正当男女关系，曹还毫不顾忌地安排了玉溪那个×××的丈夫到摄影室顶替我的工作。事后，当我责问服务社主任尹自文时，尹自文也说了实话：“不是我要整你，是曹希荣要我整的。”
曹希荣一手制造的这一“反革命造谣”假案，一直久拖不结，直到我的“右派”问题“改正”时才“一了百了”。
幽灵徘徊 难以消亡
1976年9月9日，一心想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毛泽东终于死了。但是由他一手造就的邪恶时代并未就此终结，其影响和流毒还在继续祸害着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
1978年10月，开始解决“右派”问题的中共中央55号文件出台的消息传到农场，21年来不断盼望脱离苦海的“右派”们高兴得奔走相告。可是，历来只会“跟着毛泽东走”，并把我们当作垫脚石的那些农场掌权者们，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警告大家：“不要妄想”。小平地生产队队长王金贵甚至还召开全队大会训话说：“你们这些右派还想离开农场，今天我拉明告诉你们：这是痴心妄想！我先把话说在这里，咱们不信走着看，如果真有你们离开农场的那一天，我把王字写了倒贴起！”直到红河州委统战部派工作组来场开始安排这批人的工作时，那些毒入膏肓的“好学生”们这才无话可讲。
在那段时间里，州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多次找我谈话，征求我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有的要我到蒙自师专教书；有的要我到州群众艺术馆；弥勒县落办则动员我到弥勒工作。何去何从，让我难以抉择。
一天，我正在犁着结了冰块的冬水田，被州委统战部长派人叫了回来。部长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你要服从分配，否则再过个把月，落实政策办公室撤消，就没人管你们了。”
我听他谈得诚恳，转念一想：对呀，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可不能再拖了。
因考虑到我的妻子是弥勒人，我就答应到弥勒县报到，问我选择什么部门，我选择了文化馆。后来一到弥勒，便受到有关干部的欢迎，连县城里知道我的一些居民和农民都说：“东风农场那个‘老右大画匠’来我们县工作啦。”
过后，我代表县文化馆到州群艺馆汇报有关业务，才见面，州群艺馆的领导就问：“怎么现在才来报到？”原来，州落办先就把我分到州群众艺术馆了。我只得礼貌地向他们作了解释，请他们给以原谅。
我十分珍惜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既到弥勒县，就应倾注全力。我在那里努力工作，做了许多有益于文化发展的事：诸如1979年寻获《大观搂长联》作者孙髯翁的墓碑，并于1980年盖了座新文化馆；还建起髯翁公园；其所在街道也易名为髯翁路。我还和同事们一起，修复了弥勒县的许多文物；对熊庆来、袁嘉谷、赵子昂的遗迹加以保护。开展了一些活动，把吹、拉、弹、唱、绘画、摄影等文化活动逐渐开展起来；以及为红河州艺术师范培养人才等等。连我自己都未曾想到，县里竟经“群众推荐，组织批准”，把县政协副主席的头衔给了我，还找我谈话说：“已报批你任弥勒县副县长”。
此时的我，又陷入到就在此当官还是回昆侍奉老母的两难选择之中。真是：
眼前有若彩云现，但惦心中慈母颜；
充军游子尚未归，母亲倚门盼儿还。
历经那么多年的地狱生活，母亲为我受过多少苦，熬过多少难，我能不思报答吗？
为了侍奉老母，早在错划我的“改正”文件下达后，我就写过信给云南人民出版社，表明我因老母在昆，无依无靠，要求回社工作的愿望。但得到的回答居然是“回不来了，政策是就地安排”。我意识到这是出版社为了排斥异己，在落实政策上钻政策空子的一种花招。于是除了向弥勒县的领导吐露实情，请求体谅，同意我回昆外，同时向省文化厅（那时出版局已并入文化厅）、中央文化部、国务院侨办等处投寄申诉信，重申我的正当诉求。
令人气愤的是：1979年出版社在落实政策中，居然有人在社里公开造谣说：“李泽衡已丧失工作能力，回不来了”。
过后，当他们知道我还在申诉，出版社主持落实政策的人又变换手法。他们坐着吉普车来到弥勒，摆出一副既同情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我说：“回不去了，出版社超编，80几个人的编制，已有一百零二人。再说，昆明市落户有限额，实在办不了。”
碰巧，我又见到了与落实政策者一起坐车来弥勒县组稿的出版社老前辈朱琨，当我向他谈及来人的谈话情况后，他诧异地说：“怎么这样讲？出版社最近还调进很多人嘛。”这就戳穿了那位落实政策者的谎言。
他们回去后，向上汇报的鬼话更加卑鄙：“我们找过李泽衡，现在，他在弥勒县当了官，不愿意回来了。”
我直接到出版社去找掌权者，办公室主任王天甲说：“你回来的事，等我们问问陈琦再商量。”
这话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陈琦当时只不过是个美术编辑室的负责人，为什么我回来的事还要过她这一关？她在出版社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起着什么作用？她与出版社的领导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
我又找到新派来的主要领导，他说：“我刚到任，不了解情况，不是说你在弥勒当了官？那多好，何必回来呢？”
我再到省出版局（这时出版局又由文化厅重新分立出来）去申诉，政治处主管落实政策的周志会对我说：“我们是想安排你回来的，只是出版社不同意。”
“皮球”就这样被他们踢来踢去，回到母亲身边的希望一次次成为泡影。
可怜的母亲为“肃反”被弄死的大儿子、为“反右”被整了二十一年的二儿子、为逃避危难而不明不白地死在异乡的三儿子，忍辱负重几十个春秋，当时已经八十四岁的她，为了使她日夜盼望的我能够回到身边，也不顾年迈之躯到处求告，但是经过不知多少遍的“奔走”，结果都是“白跑”，她只好哭问上苍：“苍天啊，怎么这样不公平啊！究竟是谁造下的罪孽啊！”
1982年，我从红河州来昆出席全省归国华侨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母亲来看我，省侨办的领导不知是我母亲，对她说：“我们在开会，你要办落实政策的事，以后再说。”
她向我摇着手里的一张张纸条，苍老瘦削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丝酸楚的笑容。
我知道，她拿着那些纸条，拖着一双艰难的腿，登过无数次衙门，进出过无数次“有关单位”，爬过无数高楼的阶梯，总是无果而归，含泪而回。
在我的脑海里，与母亲的苦笑相对应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落实政策者们的冷笑！
1984年，经云南省有关单位过问，通报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在落实政策中“以超编为由，拒绝李泽衡回来工作”的错误作法（通报文件有留存），云南人民出版社终于向弥勒县发出了“商调函”。
当我得知这份《通报》的内容时，不由得想起了云南人民出版社曾经荣获“云南省落实政策先进单位”光荣称号这件事。两相对照，怎不教人啼笑皆非！
回到出版社后，见到社址依然如故，又想起此番“调动”之艰难曲折，令人感慨万千。真是：
去时青丝茂，归来华发稀；
暌离廿七载，感旧泪沾衣。
自1984年回社再任编辑至1997年退休，这十三年间，尽管本人仍本着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是，某些经过乔装打扮、改头换面的政治投机者，仍在暗中运用权力，对我进行压制和侵害。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不使我感到：毛泽东的幽灵至今还在神州大地到处游荡，一切善良的人们，不能不时刻警惕啊！
重写于200 7年6月“反右”五十周年之际
2010年10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