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枪声
“呯！呯！”两声枪响，子弹像是从耳边飞过。我急忙强力把她按下，用最大的气声嗓门令她“蹲下！快蹲下！”。
我们猫下身子，屏住呼吸，静候下一刻究竟会发生什么。一秒，两秒，直到几十秒，无任何动静。整个夜空仍像开枪前一样，死一般地寂静。
直到两分钟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竟然如此贴近，我的手还居然搭在她肩上，并闻到了她身上一种特别的气味……
这是1968年盛夏在科学馆顶楼的一幕。这天晚上我到顶楼找她谈话，劝她离开科学馆，远离武斗。谈到激动之处声音有些过大，招来老团打枪。
谈话就此中断了，但我们的关系却由此展开，发展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是拥有6名外孙（女）的姥爷和姥姥。她常因这6个孩子被她的同学戏称为“英雄姥姥”。
人们或许要说，像你们这样因躲避子弹紧靠一起，甚至比这更精彩的紧抱在一起的场景在电影里屡见不鲜，太落俗套。是的，这场景对外人不新鲜，但对我们来说，虽半个世纪过去，却一直十分鲜活。
值此文革50周年之际，我一直想写点回忆。但遇到了与电影《爱情的故事》主人公同样的问题，不知从哪儿讲起。片中主人公深沉地唱道：
Where do I begin？
……
Where do I start？
……
反复在耳边回响，我几次提笔又放下，文革太复杂、太沉重。影片中主人公最后从“With her first hello……”开始讲起，对，学他，也从第一次说“你好！”开始讲。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66年大串联时的南京。她相貌平平，不善言谈。这种女生一般不会引起男生的注意。回校后偶在校园相遇，寒暄两句，各奔东西。我的回头率是零，不知她是多少。人们常把大串联说成是大串恋或大并联，不完全正确。串联时我们还没开始，彼此绝对都没那个意思。
我是一个冒牌的老四
随着校文革的起伏跌宕，我们开始交换观点，谈话渐长。我们都来自工人家庭，有不少共同点。令我惊奇的是原来我们两家同住一条胡同，这极大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说她们班还有一位同学也住这胡同。后来还有更惊奇的，毕业后到农场，在我们总共40多人的排里，居然还有两位清华的也来自我们这条胡同。我家是在我初三那年搬来的，这里没我的发小。
学校里冒出了团、四两派，我和她同是老四，按说应有共同语言，实际上完全不是。我只是个挂牌的老四，内心一直是个铁杆老团。别误会，我不是打入老四的老团卧底。我虽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从未做过伤害老四的事，也从未做过愉悦老团的事。为什么？下边详谈。
她没有强烈入党的愿望，这与我相近。实际上我比她极端，一点入党愿望也没有，甚至曾一度发誓这辈子永不入党。今天我说这话绝非是想标明当年我多么“英雄”，而是想告诉大家当年我多么愚蠢。
我父母都是文盲，父亲耳朵全聋，母亲是从未工作过的家庭妇女。家庭里没有党员、亲属中也极少，没人指导我该如何认知社会。如果我有足够的智商，我会自醒自悟，看透社会，去积极争取入党，可惜我智力平平。与我贴近的党员、或者说对我起示范作用的党员就是身边的同学。他们个个说话非常谨慎规范，行为非常标准，不愧是楷模。但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简单的眼神所流露出的内心世界，绝逃不过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的眼睛。我曾有段时间发誓，若入党，绝不入清华的共产党，毕业后去入社会上的共产党。等毕业后到社会上一看，咳！社会上的共产党远不及清华的共产党。
校方曾要求毕业班的党员应达40%。我是7字班，66年离毕业还有一年，班内党员已超过40%。其实在校入党很容易，只要认真表现一年或稍长（不可叫伪装）就可入上。当然一定要贴近党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如何解读“贴近”花样繁多，此不赘述。
那年头不入党有压力，甚至受歧视。为摆脱歧视，有时也想入党。但入党后若不当官，只能当老黄牛。掂量自己的能力，远不是当官的料。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非党员不再过多地受到排挤、歧视，于是彻底打消了入党念头。当今已无人再为共产主义理想去入党，这与当年确曾有许多人为追求理想去入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后话。
她不该是老四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是老四。她说团派里净是小偷流氓，痞子太多。若仔细观察一下，团派里小偷好像确实比四派多一些。如再仔细观察，所谓小偷大多是顺点公家东西回家，没听说他们偷私人物品。与此相反，我们年级有位稍有点名气的老四，刚入学时居然偷同学饭票，事后不久就入党了。而那位被偷者尽管品学兼优，直到毕业仍没入上。其实往家里顺东西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特色。在前苏联，许多城里人都在郊区或乡间建别墅，所有建筑材料几乎全是从公家顺的，很少有人自掏腰包。当然顺公家东西绝对错误，在中国只有蠢人才这么干。聪明人怎么干？当然是入党当官。我继续对她说，就以你父亲为例，同是与你父亲50年一起进厂的工人，当官的早就拿上7－8级工资了，而你父亲仍在4级这儿趴着。少数因当官的受益者与顺公家东西回家的痞子没有本质区别，一个光明正大地“拿”，一个躲躲闪闪地偷；一个精明，一个愚蠢。面对社会财富，人类怎么分配？我们从小被灌输说资本主义是按资本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其实纵观人类历史，从古至今只有一个分配原则，即按人的智商分配。你有多高的智商，就享多大的福；你有多低的智商、就受多大的苦。此话绝非是把广大工农群众都打成低智商，但在一个社会、特别是正常的社会里，勿容置疑，成功人士的智商普遍高于工农。何谓成功人士？有人认为是科学家，有人认为是大款大腕，即使在农村，一个小小的村长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相比，不乏也可算个成功人士。
对于没东西可往家顺的教师来说，情况也如此。大四那年我班突然来了位小课老师，她就是系总支书记李德鲁。我不理解，我们总共才30人的小班已有好几位流体力学老师，根本就不需要一位不讲课，不改作业，不辅导，却经常和我们泡在一起的老师。奇怪的是她老缠住我，问这问那。起初我以为是质疑，后来惊奇地发现她居然什么都不懂，反叫我给她讲解。直到文革才获知，原来系里打算派她去伦敦念硕士。笑话，一个连起码数学基础都一塌糊涂的人念什么硕士？班里比我学习好的同学有许多，为什么偏选中我？原因很简单，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位白丁，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通天”能力差，她的老底不易外泄。即使泄了，影响也不大。
再说这流氓，没听说有人统计过老团的流氓比老四多。文革中盛传团委书记张慕津曾乔装女生，混入女浴室。此说沸沸扬扬，不知真伪。至今未听有人辟谣。张慕津曾参加过三青团，在共产党内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人，没有真正的主义追求，只有随风转舵，最大利益的追求。
所有这些我反复对她讲，仍改变不了她。我开始琢磨，是否应把我独特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也许那样会改变她。
一天，忽然从科学馆广播声中传来了她那特有的“小男孩”般的嗓音。怎么搞的，她居然参加科学馆武斗了？此时武斗已升级到热兵器，开始打枪。她怎么能这样？我必须劝她离开！我不顾一切玩命跑到科学馆，就有了本文开头的谈话。
我告诉她，人称叶志江是万字号学生，其实我比叶志江还叶志江。叶只是万里挑一，我是几万里挑一，我“胜”过他好几倍。在清华几万名学生中，大概无人有我这般经历……
档案风波
大五那年下乡四清。就在颐和园后边的肖家河，离校很近。那里的贫下中农非常复杂，许多人是临近49年时，在城里混不下去的杂民跑到郊区租地种菜，暂且度日。共军大兵一到，就都成了贫雇农。其中一人曾与清华的毕树棠有过联系。毕树棠这人我知道，在旧清华也算个名人。在日伪时期，他曾是清华留守班子成员。我立即来了情绪，特想见见这位老先生，于是决定到清华外调。
这次外调纯粹是为了好玩儿。我很快开好介绍信。开信的程序是先在我们大队工作组开个申请单，填上×××（我本人）到×××（外调单位）去调查×××（人），然后再到公社工作队换一张正式的介绍信。这一天是1966年4月5日，星期二，阴历十五。这本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却成为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来到土建系（毕在该系），但系里说学校有统一的接待站，系里不接待。统一的接待站位于新水利馆西门门厅上二楼的一个很大的教室。进门一看，哇！从北到南摆满了4行小课桌，许多人趴在桌上看资料，全然不是我想象中的接待站模样。门后紧靠东墙有一很大很长的接待台，台外围着2－3层手持介绍信或文件袋的到访者，台内3－4名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应接不暇。
等了20多分钟，终于轮到我把介绍信递上。那人立即问“要不要先看档案？”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令我不知所措。我本是来面谈的，看什么档案？还没等我回答，那人便说“行，先看看档案吧！”然后他又问“哪个系的？”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数力系的”。从61年入学，直到66年4月的这近1500个日日夜夜，脑子里形成顽固的条件反射就是每逢听到有人问“哪个系的？”回答都是“数力系”。但这次错了，直到那人出门10多分钟后，我才醒悟过来。那人肯定要白跑一趟。又过了10分钟，那人居然把档案取来了。在清华几万名学生和教工中，在错误的提示下，仅20来分钟就把档案取来，神了。
我找了个座位，翻开档案一看，立马懵了。档案上的文字犹如一发发子弹，直射眼底，眼冒金花，原来这是我自己的档案！我立即闭上眼睛不敢看。我知道偷看自己档案是严重的犯错。我不敢怠慢，立即把档案收好，回到前台，心里噗噗直跳。
前台外人很多，等了好几分钟也没能把档案递上。此时我突然悟到，如果有人获知我现在的状况，没法洗清说我没看。妈的，一不做，二不休，看！
翻开档案，紧张的心情渐渐变成愉悦。看到前些年填写的表格，十分亲切。重读前些年的思想汇报，幼稚可笑，真不该写那些东西。
再往下翻，顿觉似晴天霹雳突然在眼前爆裂。在一张稍小于A4页面的纸上端端正正地写道“其兄是右派，至今未向组织交代……”
荒唐，实在是荒唐，怎么会有这种事？细看笔迹，没错，就是班内A同学干的。我不明白，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竟下如此狠手！再继续看，更惊奇的是班里还有好几位检举我，上纲上线都非常高。
我彻底懵了，实在看不下去了。头伏桌面，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直到有人敲桌我才抬头，人家要关门了。
坐在荷花池北岸的长椅上，反复回忆我与这些同学，特别是与A的相处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刚入学时，A是班内唯一的一名党员，可以翻阅每人的档案。很多同学都托他查看自己高考成绩，我大概是班里唯一一名宁可不问自己成绩，也不求他的人。A来自河北农村，给人最初的印象是老练、早熟。早熟似乎也正常，他比我们大好几岁。大家都很敬重他，敬重的成分里除了觉得他政治觉悟高以外，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今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握在他的手里，哪个不想入党入团？但偏偏出了个例外，我不但不想入党，连团都不想入。我虽没向他（或曰组织）靠拢，但绝对没得罪过他，对他一直是“敬而远之”。难道“远之”会招祸？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没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检举我。平日关系都相当不错，怎么会背后下手，我居然对此浑然无察觉。看来我的智商确实有问题。我这人有个毛病，每逢碰到麻烦，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智商有问题。但仔细一想似也正常，那年头哪个不想入团入党，不要求进步？要求进步一要克己，二要严批资产阶级思想。批得越狠，越表明上进。但如何寻找批判对象是个问题。对己不可批得太狠，否则闹不好会把自己弄成个“反动学生”。我系8字班就有两位由于在九评学习中对私字一闪念挖得太狠，结果双双被打成反动学生，其中一位在清华掏了17年厕所。几年前他在他班级网页上说“我掏遍了清华所有厕所，清华学生无一人有我这般经历。”太惨了！因此要想狠批，只能批别人。但平日大家上课，吃饭，睡觉，在班内很难找到评判对象。我作为班内唯一不求上进的白丁，自然就沦为众人之的。造成这一局面，客观地讲不能都怪罪这些同学。我相信班里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这样遭多人举报。我之所以沦为众人之的，全是平日生活大大咧咧，不求上进造成的。总之，我的智商有问题。
我深陷恐惧，有些人的检举似匕首，直插心底。如我被法办，处决，不如现在就自杀。自杀落下的罪名是自绝于人民，不是反革命。现在只要跳入眼前的池中就可死，但池水太浅，我会游泳，怎么个死法？几天前我曾回家，我对母亲说我们可能提前毕业，母亲当时泛起的笑容立即又浮现在眼前。如我死，或许能解脱恐惧，却把母亲推入无底深渊。不，我不能死。人家把刀子已架到我脖子上，等待时机置我于死地。我却夺过这刀子，往自己脖子上抹。我虽智商不高，但还不至于蠢到这个份儿上。不，我要活，活着就是胜利。
坐在荷花池北岸长椅上望着月亮在树梢上渐渐向西爬行，直到东方渐白。在回肖家河的路上，尽管我已决定不自杀，但总有想钻入奔驰的汽车轮下的冲动。为防意外，我绕入圆明园，走小路。
核对
回到工作队后，我立即质问同班的B。他和我同在一个小队，同睡一个炕上，在档案里有他的检举。我首选B进行核对是因为在所有的检举中B的检举份量最轻，同时我还想借此核对一下班里其他同学的检举是否真出于他们本人，还是有人假借他们的名义伪造的。我质问B：“你为什么诬陷我，说我说‘刚果总统马桑巴代巴长得像头猪’？还把此话上纲到攻击党的外交路线？”B听后，吃惊地睁大双眼，足足瞪了我7－8秒，他大概不明白他的密告怎么会被我获知。突然，他把脖梗子一拧，咬牙切齿地说：“你说了，就是你说了！”真是可恶之极，无耻，无赖！事后我反复琢磨B这人，渐渐醒悟到还有一件一直令我深感蹊跷的事很可能也与他有关。工作队长曾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一工作队员形态不佳，会后我曾问B，队长说的那名工作队员是谁，B只是微微一笑，没回答。后经我认真核查，队长说的居然就是我，正是由B举报的。B向工作队长密告说：“贫下中农说小范的走路姿势像刚刚逛完窑子。”我不明白，即使贫下中农真说过这话，我和他同睡一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而是偷偷向上汇报？
B是从6字班蹲下来的，学习很差，到我们班后完全丧失了学习信心。每逢上大课就进城逃学，最后落了个留校察看处分。处分后倒是不逃学了，但考试成绩仍是一塌糊涂，按正常程序本应勒令退学。恰逢65年停课，下乡四清，真是时来运转，如鱼得水。到了不再上课的农村，他如脱缰野马，尽情地又跳又唱（他曾是校合唱队成员，后因处分，被除名）。最后工作队长准备发展他入党，有人告知队长B至今仍背有处分。队长非常尴尬被动，竟把气撒向我，训斥我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真是滑稽可笑，B靠检举我差点入党，我出于保护他，未外泄他的丑闻，反遭举报，还遭训斥。
班内“团”、“四”两派由来已久
我班四清分两拨儿，一拨儿在上庄，一拨儿在肖家河。两拨人数大体相当。上庄帮都是党员和准备发展入党的，肖家河帮则是班内一群“臭鱼烂虾”。臭鱼烂虾一词当然不是上庄帮那些“人上人”对我们的称呼，而是我们的自嘲自谑。上庄帮认为我们思想落后，我们认为他们不真诚。
班内两派文革前早已形成，且十分对立。这次四清只不过人为地划分开来。尽管后来学校文革起伏跌宕，不断分派，但班里两派一直同步跟进，阵容从未错乱。最后上庄帮基本上是老四，肖家河帮全是老团。但也有例外，我本是铁杆老团，却随了414。
文革前每个高班的情况大体相似，均已形成两派。为更具一般性，对文革前的班内两派，下面采用杨继绳和孙怒涛的“优质生”与“劣质生”的提法。尽管这一提法不够科学公正，但一时又很难找到更确切的提法。优质生大多是党员干部，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与理解明显领先劣质生好几个周相，其人生哲学非常实用。精明的素质使他们能坚守节操，不会因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去冒险犯错误。劣质生则刚好相反，他们拒绝说假话，自命清高，自命出泥不染。其人生哲学不但不实用，有些人还拒绝实用。由于不开化，常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帽子。劣质生虽被称为劣质，但学习成绩并不示弱，许多人超过优质生。
66年5月两拨人陆续从四清返校，校内已大乱。长期感到压抑的劣质生们终于有了说话权，仿照四清，同时也是仿照几乎所有从四清返校的高班，把班干部通通都轰上“楼”，指控他们忠实执行了修正主义。干部们不敢怠慢，立即“深刻”检讨，同时又深感委屈。他们觉得自己一直忠心跟党走，怎么成了修正主义？其实指控只是托词，实际上劣质生们是在发泄长期压在心中的不满。长期以来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的优质生们总是要人端正学习态度，斗私批修，对劣质生们的一些“不良倾向”上纲上线。最令人不悦的是有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挖掘自己灵魂深处的丑陋。最令人心烦的是那些积极争取入党的人，他们总是在周围寻找批判对象，以凸显自己积极上进，入党花招无奇不有。我的下铺C为了入党，在床头建了一个“灶台”，中间是毛主席像，左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右联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批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C为了凸显自己进步，总是找劣质生们的岔儿，上纲上线。其实C所做的一切均源自班干部A的思想，C创造性地发挥，达到极致。C所使出的这套入党招法，对劣质生来说并非由于智商不够使不出来，只是实在不愿去使。
当然，对党员不可一概而论。我班有位非常优秀的党员，入党光明磊落，多年来处处做表率，从未诬陷过他人。他智商高，曾是全校7字班8名因材施教生之一；情商也高，毕业后没多久就坐上了正部级，成为歼10飞机的总负责人。
从四清返校后，班里劣质生们成立了批判优质生小组。一些小组骨干说起某些优质生来，气愤得吹胡子瞪眼（刚从四清返校，还没来得及刮胡子）。我不知道这气愤之后都隐藏怎样令人伤心的故事，但肯定他们绝没像我这样，因看到自己档案而引出的一系列最刻骨铭心的伤痛。直到毕业，两拨人仍十分对立。在毕业离校时，那位后来的歼10飞机负责人曾说过的一句话：“同学7年，最后落下的只是一个‘认识’”，至今仍常在耳边回响。
在批判优质生之初，我作为一名典型的劣质生，出自本能，立即投入批判，但立刻意识到这很危险。我的档案本已十分严重，再参加批判，会激怒档案操纵者继续往档案里添加更严重的诬陷材料。恰在这时从父亲工厂传来一名造反者被打死的消息。之前，该厂政工组组长曾放言说这名造反者是一名证据确凿的反革命。被挑逗起来的保守派群起打死了这名造反者。其实所谓证据确凿就是这名造反者在听报告时，在纸片上随手写的几个字。纸片对着阳光一照，正反面文字摞在一起，就成了反动标语。纸条遭举报后，收入档案。
我投降了
我越发感到问题严重。经考虑再三，退出了批判。这立即引来劣质生们的唾骂。我虽游离出来，但自尊心告诫我，不可低三下四地去入人家优质生团伙。历史经验还告诉我，如某人从背后哪怕只伤害你一次，此人终生看不起。此时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媾和。我的处境很像从重庆逃出，在河内遇刺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中日的伤亡比是9:1，后期是3:1。以汪为代表的一批人为停止日军对华屠杀，采最最下策，与日方媾和，自己甘愿背汉奸罪名。说媾和是好听，实际上是投降，出卖灵魂的投降。
班里优质生们最后都成了老四，我这名投降者也就随了老四。我随老四还有一个小小的诱因。我在肖家河四清时，由于离清华很近，常有清华低年级学生到我们这里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我们总是认真讲解。一次回校，在阶梯教室北墙上发现有“×××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也可能是“×××这是为什么？”，记不清了，下同）。不禁大吃一惊。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怀疑我们工作组勾结地富反坏右，对抗四清。大字报落款人较多，只记住了其中的一个“蒯”字。工作组进校后，在阶梯教室的北墙同样位置又出现了“×××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落款人中又现出了“蒯”字。于是对“蒯”很不感冒，促成我随了414。
黑色浪漫
以上就是我在科学馆与她谈话的主要内容，我不知能否改变她。我最后对她说，所谓团、四之争实质上是背后两大利益集团之争。四派的核心是十七年来一直受益的党员干部、以及决心走这条受益之路的人。团派的核心是十七年来一直受压，未受益，极力想翻身的人。不要听信他们口头上的政治主张多么正确，多么冠冕堂皇，不要去判断谁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如今这思想早已沦为双方进攻和防御的武器。你认为414思潮必胜吗？或许它真会必胜，但前提是共产党必须当政。也就是只要共产党当政，414思潮肯定必胜。毛主席不赞成414思潮必胜，那是因为被他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还未彻底全败。等毛全胜之后，肯定要改变态度。他绝不会认为在他光辉思想指导下的17年是黑线主导，往自己脸上抹黑。为使自己继续行使权力，或曰这个政权继续维持下去，到头来还得依靠17年来培育出的广大党员干部。你等着瞧，日后肯定会在四派内涌现出一批共产党大佬，而不是在团派内。这些大佬秧子现在在干什么？他们正眯在后边，纵容你们去玩命（此语实乃当时所言，绝非事后诸葛亮之添加）。我继续对她说，如果你将来准备走党员干部这条受益之路，你现在尽可为414去摇旗呐喊，但没必要去卖命。你们低年级班内两派还未形成，我相信你们的激情确实来自追求主义真的冲动，只可惜你们的激情一直在被人利用。当年国共厮杀，双方的旗帜多么迷人。一方要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一方要建立民族、民生、民权的繁荣中国。双方死了那么多人，都在炫耀自己歼敌××万。实际上死的几乎都是贫下中农，因双方在前线厮杀的士兵几乎都来自贫下中农。你现在真地甘愿作为一名“贫下中农”去为414卖命？
我知道我说这些话非常危险，如果她去告发，我肯定被打成反革命。但我相信她不会告发。我的话实际上是对她内心深处的一次极具冒险的试探。人世间男男女女，男方最初向女方试探，表白的方式五花八门。眼下时髦的是拿朵玫瑰花向女方下跪，或在女方楼下摆爱心烛光……但是在黑暗中伴着枪声，冒险说反革命的话，用这种方式表白大概十分稀有。浪漫吗？是否浪漫取决于现在的生存状态，所有的回忆都是如此。如果现在的生存条件比过去好，会觉得过去的苦难是磨练，是上进的垫脚石，甚至认为磨难是必要的。如果现在的生存条件不好，甚至更坏，过去的苦难不堪回首。
两年后我们结婚，作为结婚礼物共收到49枚主席像章、44幅主席像、20本语录、5套毛选。咳！无耐的“红色”浪漫。
反思
有共产体制就会有无端的检举，告密和入档。东欧转型后，多国都曾闹过档案风波，德国最厉害，震惊了世界。在前东德有1/3的人、约500多万有特别档案。东西德合并之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别档案自然就没有了意义，合并后的德国议会决定销毁。但档案的当事人不干，他们坚持要看自己的档案。后经德国议会的反复辩论，最后决定公开。这一公开可不得了，全国立即沸腾。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些检举告密者居然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有的是自己最敬仰的老师，有的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有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发现长期向党组织告密的居然是自己的丈夫！尽管丈夫矢口否认，但检举的事实非他莫属，已有两个孩子的她不得不痛苦地离婚。还有一大批双重人格的告密者，他们一边批评共产体制，同时又检举别人反共产体制。后来在罗马尼亚等国都闹过档案风波。
同在共产体制下，为什么只有中国闹文革？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怎样的性格？说起优点来，可以滔滔不绝，没有任何顾虑。但说起缺点来（我不敢用胡适、鲁迅等人的“弊端”、“劣根”等词）就要格外小心了，弄不好要背个汉奸罪名。黑格尔曾说“中国无哲学”，中国无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兵法社会，民族崇尚谋略家。许多人在外侵者面前是羊，在同胞面前是狼。季羡林曾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中国人的国民性，衔接上了鲁迅，认为国民性比政治原因更深刻。
在中国近代，各种救国大略几乎都试验过了。康梁变法失败了，据说是因为袁世凯告密，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出“袁世凯”？国民党试验的资本主义失败了。为什么当今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种主义，人家能成功？我们的人民公社垮了，为什么以色列的共产公社基布兹能成功？我们还需要试验更多的主义和思想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性格没问题吗？够了！我来以色列20多年，看看人家的民族性格，国家搞不好那才叫怪哪！再看看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不出文化大革命那才叫怪哪！
马克思创建的共产学说在西欧行不通，却在俄国与中国落地生根，绝非偶然。我出来这么多年，在所接触的民族中，俄国人的民族性格很像我们。有些传染病，像肝炎、肺结核等病专找体质弱的人，一旦染上很难治愈，弄不好变成慢性，过去曾是不治之症。有一种主义也是专找穷国落脚，一旦染上，同样也很难治愈。但并非所有的穷国都染上，这取决于所在国的民族性格。
让我们认真回忆一下，文革初期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下层的人都在干什么，不都是跟着积极掺和甚至起哄吗？许多人觉得这回机会可来了，都想利用这次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到头来，目的非但没达到，反而失去更多，于是又都惊呼自己受骗上当了。毛发动文革有他自己的目的——打倒刘少奇及其同伙。但民间却几乎把所有的基层支部书记都打成了走资派，起码靠边站。许多专家都说，所谓文革实际上是两个文革的叠加。一个是上层的权斗，一个是下层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主要是干群矛盾）的总爆发。
我们班总共30来人，人数虽少，却俨同一小社会。班里有我这样一直被人愚弄的低智商者，也有把毛泽东学到极致的高智商者。他们不但活学活用老人家的思想，连老人家的为人都学得驾轻就熟：“谁不敬奉我，谁就是反对我。谁反对我，就置谁于死地。”他们认定每人绝不会看到自己的档案，于是就肆无忌惮地往别人档案里塞东西。他们绝对没想过有朝一日社会转型后会公布档案。我比东德人幸运，超前他们1/4个世纪彻底了解到社会的复杂、人性之恶。我比东德人不幸，没能像他们那样扬眉吐气。
鲁迅曾这样评价《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的评断不禁令人拍手叫绝，我很想也像鲁迅那样，犀利地分析出不同人群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可惜我没有他那样的功力。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不能从大视野分析文革，只能谈谈一个在文革中从未上台发言，从未参加任何行动，只写过一张不温不火、不痛不痒大字报的我是怎样在文革中走过来的。我的观点肯定片面，甚至错误。如果每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人都谈谈自己的“片面”，凑在一起就是全面。
本文提到的一些同学看到本文后，我相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不会再用文革揭老底的办法指责我曾有这错或那错，即便把我说成小偷流氓也无所谓。因即使我真是小偷流氓，也不能构成诬陷我的理由。正如即使雷洋嫖娼了，也不能构成死罪一样。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茫茫的人流在大街上涌动。如果把镜头拉近，再拉近些，立即一个个陌生、无表情的脸庞在屏幕上晃动，不知他们是谁，去干嘛，不知他们在想什么……如果翻开1966－1968清华的录像，在茫茫人流中或许会发现有个中等个儿、偏瘦的男生随波逐流，身后还常跟着一名女生。把镜头拉近，再拉近些，这个戴眼镜，其貌不扬的男生面无表情，东张西望……他是谁？他在想什么？让我告诉您，他所想的就是本篇所陈述的，他就是我，身后的女生就是她。
（选自《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