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革爆发，香港左派暴动，1966、67年给我带来思想、生活、工作上极大冲击。
我的家庭生活不能如常了。在1966年以前，妻子在深圳教书，我每周或隔周的周末回深圳探望她和女儿，而每逢她学校放暑假寒假，她都申请到香港来与我团聚十天半个月。这样分隔两地的生活不理想，但没有成为我们的感情或婚姻生活的障碍。文革爆发后，在仇视美英帝国主义的极左思潮下，她有一个香港老公成为“原罪”，受到群众大字报的批判。莫说批准她来香港了，连申请她都不敢。
我每周回深圳也多了些困扰。以前大陆边检人员都按规矩办事，虽然手续繁多，但不会刁难。文革后，不知怎的，边检的成年人忽然换上了一批十多二十岁的青少年。他们问你有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你跟他们一起读毛主席语录。还会问一些难回答的问题。比如有一次问：“你回来深圳做什么？”“我爱人（大陆那时对妻子的称呼）在深圳，还有两个女儿。”“我问你来做什么？”“看我爱人呀！”“看她做什么？”“谈谈话吧。”“谈什么？”我真是说不出话来。
到了深圳，文革弥漫着一种动荡的、不可捉摸的、不安的气氛。妻子不用教书，每天开会学习，大字报对她的批判不算凶，但让她思绪极不安。到1966年8月，她跟革命师生一起挤在人迭人的火车上，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
工作上，自六七左派暴动开始，我创办和主编的《伴侣》半月刊就被中共接管，据说是由《青年乐园》系统经营，销路一落千丈以致结束收场。而我就被调回到上海书局并开设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左派宣传小册子，被定性为二线出版品，有别于出版中共文件的红色书店。另外，出版界领导者认为我有写作能力，叫我负责撰写出版界的宣传文章。我写作从来不愿意写别人讲过的话，但这段时期我却必须重复又重复地写一些空洞口号。
现实的生活和工作我勉强适应，但思想上的混乱和激荡却一刻不停。在抗战时期成长，一直受左派作家的作品熏陶，我自认是一个相当坚定的爱国者。对社会主义思想，我不是仅仅读过《大众哲学》和《共产党宣言》，我还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予以通俗解读写成一本《经济学初步》，也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份。我追求人与人的平等，反对剥削制度和造成的贫富分化，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反右和大跃进所造成的挫伤，尤其一些我仰慕的作家被打成右派，使我痛心，但我仍然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最高领导的问题而是下面执行的问题。当文革开始，我看到各级当权人物被“群众”斗倒，似乎毛泽东找到一个方法，用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去洗涤执政党的污泥浊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字报、大辩论一定能够分清是非。
在大陆生活十多年的妻子，却私下对我说：什么群众？都是群氓！
她读的书没有我多，醒悟比我早。我那时仍然在半信半疑中挣扎。今之视昔，许多人或会奇怪为什么我那么冥顽不悟。但怎么说呢？那就是当时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