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7)

一部长诗的生与死

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你将于何年何月何日死亡一样,关在黑监里的我,也不可能知道我将于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走出这漆黑的监房,这漫漫长夜我难道就这样躺着等死吗?我必须做点什么。

反右运动前,我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和写作,也发表过一些不成气候的散文和诗歌,我为什么不利用这充裕的时间,安静的环境搞点创作?我决定写一部长篇叙事诗,并为此开始了我的准备工作。

任何一个看守所都有不定期的查房制度,虽然犯人的生活用具极为简单,但搜查起来仍十分仔细,特别是对我们这类有点文化犯的又是所谓反革命罪的人。个别责任心特别强的看守兵在搜查时,甚至连睾丸都要隔着裤子捏一捏。当然这不是对你的性别有什么怀疑,主要是这些隐秘的地方有可能藏匿违禁物品。有时搜身检查完毕,立即进行监房大调动,如果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在监舍里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你也就无法取出。监狱里是绝对不允许搞什么创作的,这类突然袭击地搜查,你写的东西能藏在哪里而不被发现?

古人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必须作好两种准备,首先作品的内容决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以免在我今后的判决书上增加更大的政治重量,因为我并不想死,特别不想胡里胡涂地被枪毙而死;其次,应该尽量不被发现,这也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前文曾提到过我曾领到过一床“其臭无比,其脏无比,其补疤多得无比”的棉被,这多得无比的补疤并不限于被面和被套,就连棉絮上也是疤上重疤,这些棉絮上的补疤藏几张折叠得很小的纸片简直轻而易举,因为一般人的经验中,很难把棉絮和补疤联系在一起,更难想到这些补疤竟然是一个个荷包。

笔和纸张,只要向看守兵报告,诳称要写交待材料就可以领到,虽然是质量低劣的蘸水钢笔,那也无关大局,反正我也不会送去参加书法竞赛。

从这时开始直到1963年,共两年多时间,历尽艰险,我创作了一部五千多行的长篇叙事诗,题为《嘉陵江三部曲》。内容是写三十年代一个地下党员牺牲前将两个遗孤放在打谷子的拌桶里,任其随嘉陵江漂下,在南充为一船工救起将其抚养成人,后来参加华蓥山游击队的故事。

现在想来把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归纳在公式化概念化系列并不为过,可当时我还信心十足。甚至在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期中,托一位刑满的朋友袁永桂秘密带回成都,袁又率他的两个弟弟(其中袁永恒时下为成都大师级相声演员——当然他的这个成就和当年替我抄诗没有任何关系)代为抄写。平反后我只给一位文学前辈看过,他一口否定,可我并不甘心,又将它改为电影文学剧本交《红岩》编辑部里的一位朋友,他用赞赏我钢笔字写得漂亮的方式婉言谢绝。就这样彻底粉碎了我的千元稿费梦,只有将它作为本人的“馆藏物资”“束之高阁”了。

我对这部长诗的不甘心失败有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我在后面那段《破手套与“核弹头”》中还会交代。最重要的是我为它付出的心血实在太大,虽然两年多时间对终日无所事事的犯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我所冒的决不只是“剃花脑壳”的风险(事实上我为它戴过一个星期的手铐——这对犯人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不妨举一个关于蓝墨水的例子,来证实一下我的艰辛。当犯人已经结案,不再提审也就不再写交代材料时,你就再也要不到笔墨纸张了。这三种物资唯有蓝墨水是最难存储,因为装它的瓶子在查房时一旦发现便拿走了之。我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用一块像一张名片那样大小的碎布,在有墨水的时候,不断用墨水将它淋湿、晾干,再淋湿,再晾干,数十天后这碎布己凝成载满蓝靛粉的厚块。领不到墨水时,我便将饭碗翻转来,用碗底的凹糟盛上水,将那块蓝靛碎布在水中晃几下,我的生产车间就可以立即献出蓝墨水若干毫升。再举一个关于纸张的例子,一方面它来之不易,必须节约使用;另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五千多行长诗几乎要用三大本稿笺纸,这一大摞纸能藏在什么地方才能躲过搜查者的眼睛?那年头我的视力极佳,我能将字写得很小很小,交给袁永桂带回成都那一份只用了四页纸就装下了,那还不足为奇,我还珍藏了一份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版本,几乎用的是微雕工艺,它只用了两页纸,折摺起来只相当于四片灭蚊药片的体积,我还从破棉被上撕下破布一小片,缝成一个小口袋将它置于其中,经过大约100次以上的搜查都逃脱了法网。只可惜这个袖珍精品平反后却被大大咧咧的我自己丢失,使我遗恨终生,这也得怪它体积太小了。

总之,这首作为文学作品的长诗是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精神,我真愿意为它献上一个上面写着永垂不朽四个大字的花圈。

写下墓志铭

我满60岁那年,特意制作了一张名片,这名片赠给的对象都是我视为朋友的人。正面印有我的永久通信地址邮编和电话号码,背面则印着我的墓志铭,写它的时候我28岁,地点就在这个黑监里,内容如下:

墓志铭

这盒骨灰的原料来自张先痴的尸体,
他曾经是孩子、是才子、是天之骄子;
也一度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
最后他才是赤子、是刀子、是过河卒子。
他咬牙切齿地恨了半辈子,
也刻骨铭心地爱了半辈子。

印制成名片的时候,我对第一行和最后两行作了修订,其余都保持着30年前的原貌,修改的原因是我没想到我会活到时兴火葬的年代,故原句中棺材之类的词汇应予淘汰,最后两句仿佛是“他穿着破裤子,他苦了一辈子”之类也作了修订,因为我平反出狱后的下半辈子也没有苦到穿破裤子的程度。

我在黑监里写这个墓志铭的时候,虽然处境十分恶劣,似乎受着死刑的威胁,但我认为我不至于判死刑。原因是虽然在劳教队我有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小圈子,或者进一步说成是小集团,或者再进一步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或者更进一步说成是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不幸得很,我的案子最后竟按这“更进一步”来落实了)。这毕竟都只不过是些说法而已,我们一无什么纲领,二无什么组织,三无任何文稿,就算是集团也得在前面加上一个“准”字才稍稍确切一点。虽然我和某某某有逃跑的行动,但铁的事实是抓捕我的人是天津市的公安人员而不是任何一个大使馆的门卫,抓捕我的地点在天津市街头而不是任何一段国境线。冤案也不能冤得太离谱了吧。不过在极左路线猖獗的时候,发生“意外”也完全可能。写它是有备无患,是防止意外,而印成名片则因为我年过花甲,垂暮之年,更要预防意外。

其实令上面对我最恨的是我的那些“供认不讳”的言论,也就是判决书上所罗列的“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那年头称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为彭德怀元帅鸣冤叫屈”等等属于“死有余辜的罪行”。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再等一年,即1966年,也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对我进行宣判,那我的墓志铭就立即派上了用场,只不过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六行文字,因此它唯一的用场只是在枪毙之时安慰一下自己而已。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