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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混乱的六十年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倾思潮席卷全球。中共发动文革前,1963年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25万群众聚集中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把美国民权运动推向高峰。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六七十万人上街游行,与警察激烈冲突,全法国近千万工人罢工或停工。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汹涌澎湃,除了反对美国与越共交战之外,更深层地揭发和批判被指为“军工学(即军事、工业、学术研究)综合体”的社会结构,一些大学城市的商店橱窗玻璃都被砸破。那时西方思潮的主流就是反建制,不是像现在香港这样反对不合理的建制,而是反对西方的民主建制,认为是假民主,主要矛头就是反美。日本学生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街头抗争,导致占领东京大学校园,与警方爆发大冲突。

我曾经深受其影响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尚-保罗·沙特(Jean-Paul Sartre)于1964年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说这是“颁发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奖项。他在一次访问中说,我们投票选出了甲去取代乙,但实际上我们是选出乙去取代乙。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操控的选举下,民主选举是虚伪的换汤不换药。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开进捷克,扑灭了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因此,西方的反建制、反资本主义的思潮,也摒弃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侵捷,说明苏联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在既反美又反苏的思潮下,西方左翼思潮选择了反美帝反苏修的毛泽东主义。在反苏思潮中,西方部份左派倾向早年被史太林清除的托洛茨基的主张。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毛泽东发动文革提出的“继续革命”论,似乎有不谋而合之处。于是,毛主义也在西方左翼思潮流行。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作家沙特,这些极具魅力的西方思想领袖,都在不同程度上反美反苏和认同中共文革和毛主义。

当然,后来局势的发展,显示文革的红卫兵运动,跟西方的反建制社会运动,根本是两回事。文革实质上是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以“运动群众”的方式进行的权力斗争,是在专政体制中巩固个人专断权力的一场对社会的浩劫,而决不是群众自发的反建制运动。但事态既未暴露,西方左翼当时也没有人指出来。

我那时候虽从妻子的际遇和感受中,稍稍了解一些中国的真相,开始对中共的体制产生怀疑,但脑子里仍然深植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上席卷全球的西方左翼思潮的冲击,我在思想上倾向认同文革,倾向反美、反英因而也反港英殖民主义。而在工作上,我放弃出版软性刊物,重回左派主流媒体的出版工作。这一改变,带来历时十年的思想混乱、矛盾、反复,带来认识上一点一点的转变。转变没有时间的节点,没有如十字路口的急转弯,不是因为1970年那一次重击,不是八九六四的突然,而是逐步的认识,逐步的放弃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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