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认真反思和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久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从反思的立场概括评述，着重于历史的对比与回顾，以冀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在旷远肃穆的历史长河面前，个人是那样渺小。囿于见识与水平，深感“夏虫不可以语冰”（《庄子集释》），这样的尝试也许不成功，但努力还是值得的。
“奉旨造反”与“引蛇出洞”
文革是毛泽东自编自导的一场政治连续剧，从一开始就具有“奉旨造反”的鲜明色彩。首当其冲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囊括了京畿、保卫、宣传、内务等要害部门。文化领域是扫荡的重点，掌管教育的蒋南翔在劫难逃。将预设的“猎物”抛出来充当靶子，有利于鼓动革命小将起来造反。而文革的主要目标刘少奇，则被推到前台，充当“围猎”的领导者。
刘少奇派工作组的目的，是想把运动纳入他能控制的轨道，来掩护自己度过难关。毛泽东毕竟棋高一着，他从幕后现身，“炮打司令部”，通过宏大场面制造声势，培植亲信，荡涤社会，训练民众，以求全面掌控运动的领导权。
造反的主力，是一批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工作组设定的框框很容易被冲破。清华蒯大富抓住王光美爽约一事，写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触动了工作组高度紧张的神经。用反右的方式进行反蒯，是他们最为熟悉的手段。
大会批判和小会围攻双管齐下，我参加了第二教学楼一场近百人批判会。面对着七嘴八舌、指手划脚的指控，蒯大富用肢体语言表明，他似乎很淡定。侧过身仰起头，眯着眼睛把右手往前一摊：“拿材料来！”
“怀疑一切”是当时流行的主要思想武器。蒋南翔欣赏的学生尖子叶志江不甘寂寞，写了一篇语带嘲讽的游戏文字《鬼大夫救鬼秘方》，却被视为《燕山夜话》的翻版。反复推敲的结果，居然有了惊人发现：原来秘方79页暗喻“气死周叶（工作组的两位组长）”，106页就是“叶林溜也”。所谓的大批判，简直到了捕风捉影的荒唐地步。
老蒯那不服输的倔强精神，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最大的作用，是无意中逾越雷池，直接触动了刘少奇营垒的核心，使自己成为“两个司令部”斗争中一枚极有价值的过河卒子。
北京高校的文革先锋人物，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动向与焦点有着密切联系。最近看到聂元梓大字报共同作者的一篇文稿，详细说明了大字报酝酿出炉的全过程，否认他们的写作得到过康生和曹轶欧的授意指使。
这张大字报的诞生的背景，是北大作为高校社教的试点，聂元梓等人与陆平为首的校党委矛盾逐步激化，就像瓦罐里受到挑逗的蟋蟀，非要决出个胜负死活。聂元梓等人遭受围剿，正好借着“五一六通知”的东风，来一个绝地反击。
大字报的矛头，直指校党委及其后台北京市委。虽然充满火药味，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只有经过曹轶欧与康生穿针引线上达天听，发挥“政治炮弹”的作用，才能身价百倍，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8月开始，毛泽东接连十余次检阅红卫兵，把全国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北京的红卫兵由中学的干部子弟首先发起。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以“破四旧”的名义，在一些部门的配合与怂恿下冲向社会，打砸抢抄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红色恐怖”行动，而且迅速向全国蔓延。
清华大学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把校园里源源不断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统统扑灭。“824行动”扫荡了清华园，撕毁了大礼堂前全部大字报，推倒了二校门，对各级干部和牛鬼蛇神的暴力惩罚也立刻升级。
文革中所有的派别，都成了身陷罗马竞技场的角斗士，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千方百计把祸水外引转移目标。舆论众矢之的和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成为最容易捏的“软柿子”。各派又都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以此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批判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是清华大学所有正在或企图掌权的派别的保留节目。而批判内容则大同小异，无非是招生用人的“阶级路线”以及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两个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学校领导的过错，其实并非什么“资产阶级统治学校”，主要还是受到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崛起和四一四的分化，与全国文革形势紧密关联。精彩纷呈的文斗，成为校内外关注的焦点。两派纷争从形势估计，干部路线的分歧到权力争夺，紧锣密鼓针锋相对。最后图穷匕见大打出手，堂堂最高学府搞起百日武斗，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
经过两年时间，毛泽东对革命小将“教育自己，解放自己”的真实表现，不仅是失望，而且已经完全不耐烦。他要甩包袱了。毛泽东手里可用的“牌张”所剩无几，只好派工宣队进驻夺权。
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何况这些“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他们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淡出政治舞台的命运是必然的。
九年之前，由领袖发起“百家争鸣”演变而成的“反右运动”，与文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1957年春末夏初的“大鸣大放”，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毛泽东历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有很深的成见，他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为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宣称“开门整风”，但是经过解放初期的“五大运动”，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已经“噤若寒蝉”，所以需要反复动员，多加鼓励和怂恿。
“右派”鸣放的重点，就是一本“民主经”。这本“经”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整整念了十年。但是，毛泽东早把“民主经”丢到九霄云外，以前开出的支票，干脆不兑现了。
鸣放言论比较突出的著名“右派”，大多数都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年轻的学生至少也受到过这种气氛的耳濡目染。他们的年龄、社会阅历、知识结构与政治见解，和文革时期“低龄化”的革命小将，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抵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共产党高举民主旗帜，并且在边区率先作出示范。1945年6月，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和毛泽东谈心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打破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解放后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作为共产党的诤友，黄炎培提过不少中肯的建议。在“鸣放”期间的一次整风座谈会上，针对饥荒和救灾问题，黄炎培和解放前曾主政广西的黄绍竑，都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人称“双黄会”。不久黄绍竑被打成大右派，黄炎培得以幸免，文革中黄绍竑被整死。
当年和黄炎培同访延安的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长，也是当时民盟的负责人，因为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被扣上“章罗联盟”的帽子，打成大右派。黄炎培自己虽然躲过一劫，但是这位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在曾经受过他谆谆教诲的后辈之中，竟有七人（包括五名子女）被打成右派！
储安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代的代表。他的事业巅峰是主办《观察》半月刊（1946－48年）。《观察》坚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云集了一批最著名的作者，包括胡适、吴晗、柳无忌、马寅初、张东荪、傅斯年、梁实秋、冯友兰、季羡林、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他们放言论事，对时局和社会焦点问题作出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公允的评论，吸引了大批知识份子读者。《观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后的一次辉煌，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
1957年储安平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在统战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宗派主义的根源。储的言论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不知所终。
清华大学打了571名右派，北大的右派多达800余名。北大的林昭和人大的林希翎，年轻时都受到民主进步思潮影响，参加革命工作，再入大学深造，民主革命的理念在她们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林昭书卷气重，林希翎活动能力强，两人都“死不悔改”，成了极右派。林昭遭受的刑罚十分惨酷，而她的思考也愈加深刻。林希翎的影响更大，株连的范围更广（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秘书或亲属），仅在北京一地，因此被打成右派的，就多达100余人。
“二林”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林昭惨死刑场，还要向家属追讨五分钱“子弹费”。林希翎生存能力较强，虽然属于不予平反的六名右派之列，却得以移居海外。也许出于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她不大喜欢迎合西方舆论，与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格格不入，最终客死异乡。
反右运动建立起举国舆论一律的体制，奠定了思想文化专政的牢固基础。
启蒙与增昧
从构建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基本要素来考量与分析，“右派”鸣放的呼吁和诉求，具有更加深刻的内容与合理的内涵。总结57年的“鸣放”与“反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北京高校的文革思潮，围绕政治斗争的漩涡跌宕起伏。聂元梓激情迸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深邃的意义。蒯大富包罗万象的“权经”，只是集权力角斗场“丛林法则”之大成。那些豪情满怀、锋芒毕露、风靡一时的文章，差不多都消褪了当年的华彩。而一切企图逾越雷池“触犯天条”的异端，在萌芽阶段就遭到无情扼杀。谭力夫划分阶级壁垒的《血统论》遭到批判，依然有它的市场。而遇罗克针锋相对的《出身论》，则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四三派”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论”似乎掀开了大幕的一角，旋即遭到围剿，销声匿迹。李一哲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呐喊，只有在文革后期怀疑与迷惘情绪弥漫的掩护下，才能在网罗全国的思想牢笼里，获得狭小的“放风”空间。
现在有些文章，把文革视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启蒙期。我认为恰恰相反，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增昧期”，它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文革非但没有导致文明的升华，反而是造成了愚昧和野蛮的退化。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就是为了“拨乱反正”，而这并不是文革本身所产生的预期效果。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真正的启蒙期只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清末民初。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王权衰落，诸侯称雄，民不聊生。思考宇宙人生，探索济世解难，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韬略，成为诸派士子各自的追求。分崩离析诸侯争霸的局面，则为诸子百家提供了宣扬和实施主张的机会。从春秋晚期到秦一统天下，“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大致有300来年。
十九世纪末，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文明面临根本动摇甚至灭绝的危机，激励了士人忧国忧民的担当与勇气。中外思潮互相交融汇合，产生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中国的现代启蒙由此发轫。从1895年康、梁“公车上书”算起，直至北伐成功，国民党“清党”和建立全国性政权，新文化运动渐趋结束。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大约有30多年。而其流风余韵，依然在教育界和文苑艺坛萌发播散，更在其后二十年各界士人兴业强国、救亡图存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滚滚大潮中得到发扬。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这个“启蒙期”的重要组成和重大事件。但是，这二者还不足以完全涵盖这三十多年的“现代启蒙期”的全部丰富内容。这个“启蒙期”对于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我不同意“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集中力量抵御外敌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为了抵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曾经系统发表了许多宣扬民主的文章，美国在反法西斯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成为中国民主潮流的助推器。蒋介石表面上大权在握，但无法真正做到军令、政令和思想的高度统一。报纸揭露权贵贪渎，参政会抨击政府要员，尽管有特务的威胁和“党化教育”的压制，文化教育界依然有滋生民主的气候与土壤。救亡并没有压倒启蒙，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向前发展。国共之间的“第三方”应运而生，民主潮流逐渐高涨，民主党派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解放后只存在了短短四年。这本来是一条走向现代国家的光明之路，却被完全放弃了。通过解放初期“五大运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彻底的解构，由各种组织加以管控。
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只用了三个月，对思想钳制禁锢的效果，使中国几乎倒退了一个世纪。一切独立、理性、民主、自由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以及它们存在与表达的形式，在中国已经没有立锥之地。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冲击刘少奇司令部，各级组织成了难以逾越的坚固璧垒，采用历次运动的惯常做法，已经很难奏效。鼓动红卫兵无所顾忌地起来“造反”，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创举。可惜，这些激情过度的小将很难驾驭，无法达成他的战略目标。
“天下大乱”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工宣队和军管会取代了红卫兵，成为手执上方宝剑的钦差。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环紧扣一环，不断制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高压态势。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大学，工化系两位有多年党龄久经历次运动考验的副书记，在短短数月内相继自杀，大批教师被下放到鄱阳湖畔的旧劳改农场（囚犯早因血吸虫病高发而迁走）接受“再教育”，不少人罹患痼疾终身难愈，有的因此丧生。
文革是“增昧”的顶峰，它与“启蒙”完全背道而驰。并且造成人格与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曾经红得发紫的郭沫若，在批林批孔时不惜斯文扫地，自鄙自诬，北大的冯友兰等人，也上了“梁效”的贼船。
不少文革初期崭露头角的小将，在斗争漩涡中险遭灭顶之灾。他们在逆境与挫折经受磨难锻炼，扎根底层转换视野。有些人逐渐省悟，挣脱了文革的桎梏，从肤浅浮躁变得深刻成熟。这样的思想境界升华，并不是文革孕育出来的果实，而恰恰是走出文革取得的收获。
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借古讽今”是一种无奈而巧妙的表达方式。但是《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之类文章，都成为文革批判的重点。只有替四人帮鸣锣开道，才能以古喻今，贬斥孔子尊崇吕后，成为梁效之流的拿手好戏。
“政治谣言”，成为政治高压气氛下一种思想表达的特殊形式。位卑未敢忘忧国。“总理遗言”的炮制者李君旭才华横溢，他和好友私下议论时局获得启发，独自完成一篇足以乱真的“高仿”，说出当时千百万人民的意愿和心声。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苏醒期”。配合政治需要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思想界新风吹拂，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出现了中兴景象。但这个“苏醒期”前后历时只有短短三年，它的启蒙作用是有限的。
魂兮归来
百余年来，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艰难坎坷。一批中年学者撰写的《重思胡适》文集[注]，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知识界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论战，胡适是一位主角。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转型必须重新建立国家认同，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立宪民主的政治，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国家认同的正道。胡适认为：“新式独裁”的后果只能是“旧式专制”。
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以其无比的人望，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实行国家转型的大胆尝试。文革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和蓄意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以民主之表行暴力之实（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把执政以来的政制体系砸烂推倒重来（原组织瘫痪，建立革委会），以回归原始的乌托邦消灭“三大差别”（知青下乡，五七干校），以制造和夸大阶级斗争来维持高压态势。为了这场以失败告终的巨大尝试，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建国之后近三十年，我们已经“破”得太多，而真正应该“立”的，却没有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巨大成就，而思想建设则鲜有亮点。虽然宣传部门竭尽全力鼓吹灌输，却很难建立深入人心的共识。
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时至今日，不同的群体利益冲突与意见对立十分尖锐，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族群的“撕裂”。
以各种形式为文革招魂，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潮流。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社会弱势群体对现实不满，向往毛泽东时代的表面平等。毛泽东反对特权阶级的思想，对于消除干群鸿沟、城乡差别的设想，用“四大”方式来揭露阴暗的方法，对他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但是，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干群平等”，很多只是特定时期的表面现象或行为。历史悠久的特权制度不可能废除，怀念以往表面甚至虚幻的“平等”，企图以暴力来反抗现实社会的不公，实在是一种无奈与悲哀。
权力市场经济环境下疯狂成长的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但是采取打土豪或文革揪走资派的暴力斗争方式，将给社会秩序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与破坏。仅靠运动式的反腐肃贪，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走宪政和法治之路。把权力关进笼子，用法律制裁掠夺，根本改善二次分配。
是否承认“普世价值”，是一个关乎基本常识的“难题”。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部分从字面上和“普世价值”雷同。但是，至今也没有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深入解读。“自信”的理论家也很难把它们和“普世价值”区别开来或诠释清楚。所以这样的“价值观”，只能作为口号，悬挂在大幅标语牌上。
在一些人热衷于为文革招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呼唤与恢复大学之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大学之道”的真正精髓。如果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遭到湮灭或阉割，大学的校园再美，楼馆再高，设施再好，也没有了魂魄。
近年来对于高等教育的种种框限和禁锢，可以看作教育领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升级版本。如果中国的高校，再像文革后期那样，重新陷入僵化的死胡同，变成科技培训班和吟诵教条的庙堂，我们的教育将失去前途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初，清华的战友汲鹏曾经慷慨陈词：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而在现实生活中，历史简直成了可以随意捏塑的橡皮泥。其实掩盖和遗忘就是一段历史，无所作为、浑浑噩噩也是一段历史，它记录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僵化和道德退化的过程。
那些追求理想的殉道者，顾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正在渐渐远去，有志者仍将努力前行。杜牧的警句在耳畔回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我们能不能突破这可悲的循环，全靠一切往生、在生、将生、未生的思想者，一步步踏在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作为文革风暴核心的亲历者，我们现在都已届耄耋之年，恐怕没有多久都要走进历史。当我们在历史中和古人相遇，面对着那些先贤鸿儒、名仕耆宿，以及无数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毁家纾难的同胞，和为国捐躯的国殇英烈，我们能否自豪地说：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奋斗牺牲憧憬的“中国梦”就要实现了，这究竟是不是他们和我们理想中共同的梦？
八十年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蒋南翔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光荏苒，在我们躬奉盛世憧憬梦想之际，我殷切期望：今日之中国，能够容得下一个充分表达各种意见的理性论坛。
2016年3月20日
[注]《重思胡适》任剑涛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选自《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