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8年出生在湖南洞庭湖滨，我的家庭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父亲在旧中国读完湖南大学后从政；母亲师范学校毕业，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我一岁多时，父亲出走台湾，我跟随母亲和姨祖摸爬滚打长大。
母亲命运多舛，儿时双亲离异，不久外祖母病逝。我外祖母的妹妹（我称姨祖），一位资深的教师，单人独力地挑起了重担，将我母抚养成人，完成学业和婚嫁、生子，继而在数十年不断的政治风浪中，奋力支撑起了一个包括我、母亲、姨祖三代人组合的家庭。1957年，我母亲成了当然的右派，家庭出身问题将我牢牢地钉在了“原罪”的十字架上。我没有欢快的童年，也没有阳光的少年，我渴求知识，渴望上学，可是从小就一次次的被中、小学拒之门外。在我求学的黄金时代，竟然三次被剥夺了受基础教育的权利。
本文是我未发表的回忆录中的一章，记录了我辍学、自学的艰难历程。
第一次被剥夺上高小的权利
1955年9月，我已年满七岁，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母亲送我到汉寿县城二完小上学。老师和蔼可亲，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就算通过入校。每天上学，母亲把我收拾得干净利索，我认真读书，老实，守纪，不爱说话，成绩优良。虽然只有七岁，但思想远不止这个年龄，好像饱经沧桑，懂得“夹着尾巴做人”。
小学一二年级时，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实现了公有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似乎太平盛世已经到来。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儿童影片《祖国的花朵》，影片中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深受少年儿童喜爱。歌词充满童真，曲调悠扬悦耳，富有诗意，成为经典儿歌。经数十年久唱不衰。这支歌，似乎承载着我们这一代小学生快乐无忧的童年。
实际情况并没有儿歌唱的那么好。五十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同学家庭困难，营养不良。特别是“肃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小学生中因家庭出身形成的天然鸿沟在不断加深。因此，家庭出身不好的，还要承受一份额外的压力。
1957年冬汉寿开始“反右”，善良无辜的母亲受父亲的牵连成为当然的“右派分子”。老师和同学们很快就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老师不再给我表扬和任何奖励。从此，“春风不度玉门关”。
我更加沉默寡言，不爱与人交往。但学习成绩依然很好，这是谁也无法剥夺的。1958年大跃进开始，迅速带来大饥荒。同学们都很饿，很少有同学带零食到学校吃。偶尔有人带些吃的，便会引来孩子们争相讨要，关系好的分给一点或“给他咬一口”。记得班上有个干部子弟同我关系好，抄过我的作业，他时常带来“双喜饼”分给我吃。这种点心以红糖和面粉为馅，用模具压出“双喜”字，现在已经没有厂商再做这种低档食品了。但在饥饿年代，那是营养品，是权力的象征。
1959年7月，我初小毕业，参加升高小考试后我便无故心生不祥的预感。张榜后，果然在榜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顿时感到头脑里嗡嗡作响，恨不得从地缝里钻进去。我红着脸，逃也似地悄悄离开，欲哭无泪。当时我虽未满11岁，却已是少年老成，早已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关系。我虽对升学信心不足，但初小升高小这么低的门坎，学校该不会以家庭出身为门槛将我拒之门外吧？但落榜已成眼前现实，而且全班唯我一人，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其实小学的初升高，考试只是个过场，基本上是全升。幼年饱受惊吓的我更觉后怕，我不知我们家的问题究竟有多大，使我这个十岁孩童竟与“敌人”相差无几，更增添无涯的自卑和莫名的负罪感。
那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待“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的遭遇不禁使我对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产生了怀疑。
就这样，我第一次被剥夺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从11岁到13岁半，我荒废了整整两年半时间。风华正茂的少年开始第一次承受人间的冷落，第一次遭受身心的践踏。这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度日如年的两年半。
1957年底以后，我们娘儿俩的身份和生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反右”前母亲是小学教师，有稳定的收入；我是在校的优秀小学生。转眼间祸从天降，母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投入劳动改造，每月只发生活费15元；我被逐出校门，成了无业游民。人生的落差太大了！
我伴随母亲劳动改造，头上只差一顶“小右派分子”的帽子。社会的歧视与白眼自不必说，更有甚者，“左派”们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失学后，我偶尔跟随姨祖住县直机关幼儿园。园长余某极端仇视我这个右派的儿子，1960年春，她把11岁的我强拉去围堤湖和幼师们一起割草支农。汉寿围堤湖是血吸虫疫区，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高烧四十多度。在极度贫困中，母亲和姨祖设法筹钱为我治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不免费），住院一个多月，我差点丢了性命。
1959年～1962年，是中国的人祸与天灾引发大饥荒之年（史书要这么说，其实并无天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三面红旗”就疯狂于这个年代。史称这一时期为“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鼓励全国人民“过好苦日子”。我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时常感到腹中空空。母亲把省下来的饭留给我吃，早上还没起床，母亲就把早饭送给我，一钵饭上面有一点酸腌菜，母亲要我吃了饭继续睡，意在减少活动以免消耗能量。这是母亲从食堂领回的早饭，我吃了，她就挨饿。
姨祖李祥琳是汉寿资深老教师，她看着我荒废学业，十分痛惜，又无可奈何。她要我习碑帖，练毛笔字，看书，提倡“开卷有益”。家里的好多藏书我看不懂，就跑到书摊上看连环画，成套的历史名著连环画我都看过，租金是两分钱一本，这也使我积累了不少知识。闲得发慌时，我跑到木工房看师傅们干活，我看得发呆，很想学木匠。有一次趁师傅们不在，我拿起斧头锉子自己练起来，结果搞坏了工具，被木匠扣留。后来有人知道我是李家的孩子，找来姨祖赔了钱才把我放走。
母亲劳动改造的地方有个大湖叫银水湖，我时常到湖里钓鱼，采莲蓬。只要湖边有船，我撑着就走（船主将桨拿走，我就用竹竿撑），为此不知挨过船主多少骂。在饥饿年代，有几个莲蓬或能钓到几条鱼也能补充一点营养。我不会游泳，又时常撑着船在湖中游荡，母亲很担心，也很心痛。我作为家里的独子独孙，大人看得很重；而这个社会却视我如同草芥，反革命、右派的儿子，死了活了都无所谓。
第二次小学升初中，县试第一名却是落榜生
1962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摘掉帽子，母亲也在其列。随即调到株木山人民公社熊家湾生产队小学教书，这种中国最底层的小学叫村小。母亲命运的转机，使我也同时获得了上高小的机会。这一期正逢五年二期，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补上了上一学期的课程。母亲所在的村小，生产队还分给我们“自留地”，我们种了蔬菜，还栽了二分地的红薯。人生第一次过上田园生活，有空我就往菜园里跑，忙这忙那，很快便得到“自留地”带来的实惠：青菜吃不完，红薯收获了一大堆。母子俩享受着丰收的喜悦，我们告别了饥饿。
母亲的村小就在生产队的队屋里。堂屋做教室，教室后面的一间小房是我们娘儿俩的住房。房间里架着一口缸灶，做饭睡觉都在一屋。烧柴是茅草和树兜，烟熏火烤，蚊帐被熏得黄里透黑，晚上钻进被窝里也有烟烧气，人都熏成了“腊肉”。母亲一个教室里有四个“头”，即四个年级（初小1--4年级）。给这个年级上课，其余三个年级就做作业，一人跑满台。村小就母亲一个教师，后来才加了一个。
村小在公社联校与生产队的双重领导之下。母亲初来乍到时，联校向生产队熊队长郑重地介绍，新来的教师刘学熙是个刚摘帽的右派分子，丈夫逃往台湾，要留心监督，注意动向。熊队长是个厚道的农民，他才不管这一套，在以后的观察中，他发现刘老师为人和善忠厚，敬业爱生，又是师范科班出身，他庆幸队里分来了好教师。他对刘老师数年来承受磨难，守节育子的品格倍加敬重。乡亲们也都纯朴善良，我们母子生活在农民中间，避开了歧视的眼光，也感到心情舒畅。母亲认真教学，勤于家访，受到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他们对县城来的女教师孤儿寡母寄予同情，还时常送些腌菜、干萝卜丝、干米面（乡里叫六豆皮儿）什么的，加上我门自己也种了菜，我们感到比城里的生活强多了。两年后，母亲调到公社中心小学，乡亲们依依不舍，数年后还念念不忘。
我上的高小是本乡有名的邹家坪完小，座落于毛泽东长沙一师同学邹蕴真的老家。邹在抗战时期曾任汉寿县教育局局长，是解放前汉寿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潇湘知名教师，据说这所小学的创办与邹先生有很大关系。我每天上学往返要走十多里路，六年二期才在学校寄宿。放学以后或星期天我和小伙伴们上山砍柴，挖树兜，种菜；晚上在煤油灯下，母亲备课，我做作业。这段时光充满了快乐，因为母亲有书教，我也有书读，肚子吃得饱。这一时期全国都在过“苦日子”，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仅仅由于1962年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使政治气氛有些紧张。
邹家坪小学教学风气严谨扎实。我的班主任邹宪章老师很有才华，又诲人不倦。我深知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学习十分刻苦，对任何问题都力求甚解，务必全部弄懂。在学习中，也体现出我在辍学期间仍不丢书本的成效。在写作修辞方面，我的作文语言通顺，叙事清楚，很少病句和错别字，字也写得较好。由于博览杂书，史地知识也较丰富。加之在高小一年半的学习中特别努力，我的成绩逐渐和同学们拉开了距离，已是遥遥领先。
令我兴奋而又紧张害怕的小学升初中考试到了。1963年7月，升初中的考试在太子庙中心校举行，我夺得全县第一名。在汉寿县教育局工作研讨会上，提出了如何发落我这个“第一名”的问题。与会者认为，李荫国父亲是畏罪逃往台湾的反革命，母亲是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虽过继给李家，李家也是县内数一的资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于是一致意见：成绩再好也坚决不予录取！
悖逆天下公道的事情终于发生在我的身上，第一名落榜了。这是我第二次被剥夺受教育（初中仍属基础教育，现在叫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
凉秋九月，眼看着许多同学带着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进入汉寿一中、二中，我却再度沦为无业游民。那种苦闷的心情，我真怀疑自己还有没有中国人的“人籍”，这个灰色的世界十几年来对我从未恩赐过一缕阳光和一丝雨露，我对自己的前景彻底地失望了。但这一次我很快平静下来，落榜是意料中事。我已经15岁，完全懂事了。当时干什么都有一道关卡叫“政审”。升学、参军、参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原罪”要使我沦为文盲或半文盲，我只有认命。
我怀着满腹心酸回到姨祖身边，城里和母亲的学校两边住。当我看到同学，远远就避开不愿见面。上街总是走边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贼，生怕碰到熟人。
姨祖鼓励我切莫悲观，要坚持自学。要我继续练毛笔字，让我读《古文观止》，给我讲韩、柳、欧、苏的文章，讲左传、国策、史记、汉书里的故事。姨祖生动的讲述，仿佛使我置身桃花源、岳阳楼、醉翁亭、滕王阁；“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李陵答苏武书》中苍凉的描绘又把我带到匈奴的大漠和草原……这种荒凉与无奈正是我心情的写照，我心里流淌着泪水！
第三次被赶出民办中学的校门
姨祖认为我这样困在家里，就凭看书写字也不是个办法，必须接受学校的系统教育。1963年底，姨祖专程去长沙找到汉寿籍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教师郑英铸（当时也因右派问题被困），请他帮我找个中学读书。郑先生是汉寿名士，解放前县孤儿院院长郑启涛之子，与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郑先生听到我的情况后，十分同情。他找到好友，汉寿人肖沛老师，几经辗转，寻到一所民办中学，愿收“梁山好汉”。这所学校叫“长沙清华民办中学”，地址在小吴门下的清水塘。与校长贺邦鸿讲定春季入学，上一年二期。
缺一期的课程怎么办？一年一期的英语、代数、物理从未接触过，姨祖和母亲决定要我“吃抢伙”，就是用短期补习速成。母亲教我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的大写和小写，在开学前半个月赶到长沙，由郑先生给我指导英语；又恰逢汉寿教育界老前辈傅蔚丞之子傅英师从厦门大学毕业回长沙尚未赴任，有半个月休假，由他教我代数和物理。这半个月“抢伙”，搞得我头昏脑胀，代数、物理还差不多，难就难在英语。没有学过音标，不懂发音的规律，不认识单词，一下子要读课文，谈何容易？
为补习英语，我随郑先生住在岳麓山桃子湖。早上5点，先生叫我起床读书。天还没亮，我望着对面长沙市区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想到自己的遭遇，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对上中学的渴望化作刻苦用功的动力，几天后，我面对郑先生结结巴巴地读出了五音不全的Lesson One（初中一年二期课本的第一课）。先生苦笑了一下：“这是么得（汉寿话，‘什么’）英语，算了，过河！”（他带我过湘江去长沙市，当时没有桥，要乘轮渡）。
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进了长沙清华民办中学。别看招牌大得惊人，却是一所极为简陋，刚刚开办不久的学校。三个教室，两个年级。入校后了解到学校的概况，把这个群体比作“梁山泊”毫不夸张，大多为进不了公办中学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或有问题的学生。我们班就有湖南日报社等好几个单位的右派子女，服刑人员的子女，或是家庭出身漆黑，社会关系特别复杂的学生；还有成绩特差、超龄、有其它问题的学生。总之，大家来上民办中学都有一定原因。老师的水平还不错，他们都没有公职，干一期算一期，看来也是社会的失意者。
开学后发现，一年一期的课程居然还未授完，这对我是好事。我快马加鞭，默默地赶，重点是英语。我学国际音标（当时没有录音带，全靠听课），摸索单词读音的字母组成规律，随身带个小本，走路也不时拿出看看，死记硬背。一期下来，我居然是班上成绩较好的学生，老师也很喜欢我这个汉寿伢仔。
最值得怀念的是我住在傅蔚丞老先生家，和太老师、太祖母共同生活了近十个月（傅老是姨祖桃源师范时期的老师，故我称太老师）。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傅老是一代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文章家，国学大师。他的文章，以具有浓郁的唐宋八大家遗风而闻名于当时。在汉寿，教育界的晚辈们大多都尊称他为“五爷”（因傅老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他是汉寿县立中学的创始人，1936～1939年汉寿县教育局局长。先生一生执教，桃李天下。我怀着敬畏的心情住进傅寓，二老视我如亲孙儿，关照我的生活，教我学习方法，指正学习态度。傅老为我说文解字，教我对联的创作方法，如数家珍地讲述历史典故和成语，使我受益非浅。我能得到大师的指教，是十分珍贵的缘分。
我们学校离东风广场很近，同学们常去踢足球，打篮球，我们班有好些运动健将。我也偶尔去看球，凑热闹，但不参与。我的思想压力太重，我来长沙读书肩负着长辈赋予的使命和自己的追求，我的目标是要在学习上取得超出一般人的成绩，力争遥遥领先，以后要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一想到这些，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全无。我高高的个子，一不会打篮球，二不会踢足球，更不会游泳（大人怕我淹死，不让学）。体育运动一片空白，是我学生生活的一大缺陷。
1964年暑假过后，我怀着新的希望回到长沙，升入初中二年一期。这次有了基础，我加倍努力，力求功课全优。不久，我在班上名列前茅，师生们刮目相看。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2月，一封汉寿县教育局并加盖中共汉寿县委大印的公函追踪寄到学校，大意为：李荫国是何许人（详细介绍家庭背景以及汉寿县不予录取的事实），该生不甘心现状，隐瞒家庭出身来长沙读书，按照党的政策请予配合辞退出校。之后母亲回忆，株木山联校教师彭某曾几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联校骨干刘某为主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读书”作为“阶级敌人”妄图把复辟变天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终于引起汉寿当局的高度重视，促成了类似追踪逃犯的穷追不舍，使我第三次失学。这也是最后一次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从此，我被彻底地赶出了校门。
清华民办中学贺校长找到肖沛老师，告知真相。肖老师和郑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顺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师找我谈话，他深为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一套由周朋寿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回去自学。
回到汉寿，再也无心自学，再也不奢望读书考什么大学，我深知学校生活就此结束，我的升学梦彻底破灭了。算起来，我读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个月，共六年多。正当我求学上进的花样年华，却连续三次被学校坚拒于门外，这无异于将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情于理何以堪！
我到副食品公司糕点厂找到一份临时工，打蛋糕、摆饼干，8角钱一天。没有工做时就做点家务事，睡懒觉，无所事事。失望、沮丧，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不久，报纸上开始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清宫秘史》以及邓拓的《燕山夜话》，一场更大的浩劫正在日益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