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89年学运三十周年，如何纪念、总结这场民主运动，越来越成为海内外共同关注的话题。最近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当年的学运领袖指出，学运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反思的反思
这次研讨会是由纽约思想者俱乐部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在4月6日，借中国民主党在纽约的党部举办的。89学运代表，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第一任总指挥郑旭光在会议上，对三十年来学运的反思内容提出了批评，
“反省主题就是避免六四流血，这就不是你们的事儿啊！谁杀人啦？这些学生，哪个杀人了？你要反省这个话题，很无聊啊，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啊。你让这些受害者检省，为什么让别人捡起屠刀把自己给杀了，你让他怎么检省嘛？”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前研究员徐友渔，也对学运的反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看到学生作为整体有这样一个反思？这是怎么回事？我很想知道。学生从来没有检讨自己。对学生的检讨，我有一大堆，但从我嘴里说出来是不对的。”
郑旭光还认为，当年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做好政体转型的准备；广场上学运的主体也无意推翻现存体制，而是为了推动共产党改革，
“在89年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看透，一党专政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撇开官僚阶层去干一个没有官僚阶层的社会主义。这是很自相矛盾的。”
他指出，中国民主化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这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红色帝国”如果要转型，可能要分崩离析，如果要维持大一统，就不得不与共产党站在一起。但中国人民要有主体意识，这样中国的路就不会走错。
更远还是更近？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目前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士气低落，
“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普遍的灰心丧气，大家都不来气。你看，搞一些活动很难，原因就在这里。越搞人就越来越少，当然这样也搞疲了，觉得每次搞了都没用，那还搞这些干嘛呢？”
胡平提出过89学运应该“见好就收”这一观点，近来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胡平解释说，这一观点的要旨在于总结六四失败的教训，鼓舞人民的士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认为，中国现在离民主化转型的目标比三十年前更远了，原因在于民主化面对的这个对手已经更加强大和复杂，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很发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也很庞大了，但是它的政治体制、一党专权并没有动摇。甚至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反过来有利于稳固这个政权。”
胡平则认为，目前世界的民主化格局也困难重重，
“整个世界都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对自由民主那么充满信心，而所谓‘中国模式’好像都走出国门外了。同时，西方倒好像显出这种问题、那种问题。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遭到普遍的怀疑。”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则不认同这种悲观的论调，
“中国目前就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很大程度上就是习近平施政所制造的。我讲过，习近平扫黑、反腐把前三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力量，以及共产党内部的力量都打到共产党对立面去了。这些人现在都很想结束至少是习近平的独裁，而结束习近平的独裁也意味着结束共产党的这种执政。”
反对纳粹政权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执行董事李伟东分析说，习近平执政体现了六四对今天遗留的影响，因为他是中共元老陈云所认可的红二代，
“这个接班人很多人都说他象毛泽东。他的统治手法象毛泽东，他的某些理念象毛泽东，但他实际上是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的接班人。他实际上执行的是刘少奇化的带有苏联极权帝国的路线。我也说过，他现在第二红色帝国实行的是纳粹化的统治。”
他号召各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反对这个纳粹主义政权。
曾在中国公安部门工作的美国执业律师高光俊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不要对中国政权内部的人员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他们不能逃避这个制度，何况今天的制度是跟整个权贵集团利益相联系的。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民众的力量，看到社会下层对将来社会变革的影响。”
高光俊还对本次研讨会的主讲人张博树提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但张博树及其他研讨会的参与者都没有正面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