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刑满，从宜宾汉王山茶场送到四川省地方国营新华硫磺厂当“就业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二犯人”。这里地接云贵高原，硫磺厂位于仙峰山下，气候恶劣，浓雾障目，谷含阴霾，峰积寒雪。厂区硫磺气体环绕，恶臭难忍，十里不见树，五里不长草，山沟里的水都是黄绿色的。好不容易蒙“圣主隆恩”，给了我一个探亲假，回到一别二十年的故乡成都，巧好是周恩来仙逝的日子。
此时，全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过着20多种票证相伴的日子，对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恶政，极为不满，故借悼念周的活动，发泄心中积怨，是中国人民的聪明之举，追求民主自由之举；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借题抗争之举，故而引发了举世闻名的“四·五”事件。回到劳改队，我把一些见闻告诉了身边的几个朋友。不几天，从京都到地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追查政治谣言事件”。
何谓“政治谣言”？就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本《红都女皇》的手抄本，以及悼念周恩来的一些诗词，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想不到这几个“朋友”中的一位，为了“立功赎罪”，向狱吏检举了我。于是，我立即成为全厂两千多“两劳人员”中重点打击的对象，遭到大会小会的连续批斗。当时有“恶攻罪”，就像今日刑法105条的“颠覆罪”一样，如果承认了，不杀头也会判重刑。我是个顽固派，当然不认账。
管教干事蔡伟以为逮住了大鱼，可是碰上我这个“花岗岩”，敲不开我的嘴，但他又邀功请赏心切，于是只好毕其功于一役：刑讯！其凶恶残暴令人发指。为保住残躯，我星夜越狱。潜逃中曾将被打被捆的情况写成叙事长诗，寄给中共中央。残稿尤今保存，为昭世人，摘抄于后：
“千刀剐来万刀扎，肝胆欲裂眼冒花。两臂断裂不知省，十指乌黑胖如蜡。汗水淋漓头近爆，唇干舌硬口发麻。前曲后仰不减痛，惨声凄厉飘万家。恶奴仍不解心恨，还嫌绳索不紧扎。令人松绑重再捆，一腿打倒在地下。脚踏背心绳套脖，脸面贴地碎石擦。贴身衬衣撕粉碎，口中还塞破棉花。篾索挽梁吊离地，背上外把木棒插。万般痛苦恨不死，不如刑场一刀杀。叫喊渐微声渐绝，大汗林漓浑身麻。松绑才感肩有痛，两臂下垂难动搭。不知己手是吾手，始见微脉渗血花。三日困卧长呻唤，半月举手难喝茶。吃饭用嘴碗中啃，如猪似狗地上爬。至今天阴风雨夜，手腕手膊痛自发。一时一时穿胸过，一阵一阵似针扎。肉在跳来筋在抖，骨头深处刀在刮。辗转不眠心有悸，一思一想滚泪花。何罪如此遭荼毒？祸起传谣被挞伐！恶奴为求黄金帽，不惜残暴乱国法。笔底一曲伤心语，寄呈中央望彻查。革命人道原污水，改造是戏没王法。子孙后代须牢记，岂容暴政玷中华！”
逃，逃到哪里？中国虽大，没有我辈“右派”立脚之地；故乡有情，岂容底层贱民栖息？所幸，原报社一个叫陈肇世的老友收留了我。他是文教组编辑，是未戴帽的“近右”分子，虽大着胆子让我留宿，可得吃饭呀！我没有粮食供应指标，又无点滴经济收入，只好东藏西躲，做些卖汽球、火炮的小生意谋生。
老友的家，在成都市内通顺桥街，外面不远处，就是文武路与锣锅巷交叉的十字路口。那天我正徘徊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成都旅馆门前，忽然从商业厅方向传来呼叫我的声音：“黄泽荣！黄泽荣……”。我伫脚张望，见一中年汉子端着碗在街对面向我挥手。走拢细看，原来是在云南盐津、凉山喜德、川北旺苍修铁路同过队的李才义。
我立即握住他的手道：哦，哦，你是李才义……李才义，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呢？
李才义比我小三岁，是中队里最年轻的右派。原是四川省财政厅直属的省建设银行的干部，喜欢文学，有时还写点什么，曾在省文联办的业余创作辅导班学习过。1957年“整凤”时，与几名团员到省委找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许梦侠，反映机关领导压制群众批评的情况。反右时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而他则被定为这个小集团的头头。在全财政厅系统批斗后，《四川日报》又点名批判，最后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强制送劳动教养（简称：劳教，下同）。在劳教队，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小青年，虽然落难，也衣着干净整洁。有一次他所在的三、四大组工棚失火，烧掉了他不少的书，心疼得几天睡不好觉，逢人便说：“书呀，我的命啊！这大山沟哪里去买？比烧我的钱还痛。”
在云南盐津黄桷槽，我们同队不同大组，接触不多；加之我当时伪装积极，与李康（民盟中央委员、重庆民盟宣传部长）负责编中队墙报，是教育干事手下的“红人”，不少人怕接近我，担心我画他们的“猫猫”（指检举揭发）。
1960年内昆铁路下马，劳教筑路支路转移到凉山喜德县修成昆铁路。这是个十分荒凉的彝族地区，基本上买不到食物；加之口粮标准下降，生活极其困难，觅食求生成为劳教们时刻考虑的大事。为了填饱肚子以求活命，我被迫脱掉积极改造的伪装，破天荒偷吃了中队干部小厨房的一只鸡，立即被批斗，成了全队第一个送支队部关禁闭的“反改造分子”。
1961年，劳教筑路支队更名为“415信箱”，转到川北修广（元）旺（苍）铁路。不久，我也被解除了禁闭，放回已迁往旺苍县快活场侯家扁的十九队。但没有回我原先的小组，而分去与李才义同组，因此成了同乡、同趣、喜爱文学的好友。但好景不常，由于我后来伙同他人偷运粮汽车的大米，又被关进集训队。加之“马盟事件”案发，我有重大嫌疑，于是畏罪从集训队潜逃到西北，流浪一年后被追捕归案，判重刑劳改。屈指一算，已有14年多没有见过面，所以突然相遇，不敢唐突相认。而李才义满有把握认准我是黄泽荣，问我：
“你取脱（指刑满）没有？回成都了？”
我没有正面回答，用话支开，反诘道：“你回财政厅了吗？”
“怎么回得去，头上有帽子，又劳教过，恐怕此生就如此这般了。”他有些泄气的答道。
在简短交谈、互相安慰后，我见他手持碗筷，是要去哪里吃饭的样子，就准备与他告别。他却不让我走，说他是在滥竽充数当木匠，在省供销社干活，去商业厅食堂买饭。并且说：明天是国庆，今天凭票可买到“特菜”（纯肉类）。于是我随他又去找事务长要了一张《特菜供应票》，又说他用公家的木料替事务长做过私活，所以对他好。那年月，商业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东西可以不要票证，所以他的伙食团供应比哪家省级机关都好。
我随李才义去供销社隔壁的商业厅食堂，取回一盆饭，两份红烧肉，两份咸烧白，到通顺桥街陈肇世家一起吃，介绍他与陈和陈的夫人（二嫂）认识，至此，他们后来也成了好友。在吃饭的时候，我才告诉他，我是逃跑出来的，并简单叙述了经过。他也介绍了他1962年在灌县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仍不让回成都自谋职业，而强制去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就业，后又因“马盟事件”株连，再次劳教三年，才于1968年“清放”回成都的经过。
我此次逃亡、潜伏成都期间，多亏公职人员陈肇世编辑“窝藏逃犯”；劳教“清放人员”李才义包庇不报，还为我销售烟花火炮，否则在成都我一天也呆不下去。后来我在灌县被逮，陈与李很紧张了一阵。恶狱吏蔡伟来成都押解我，审问我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与甚么人来往？我一口咬定：住桥洞，喝河水，与臭虫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我稍一松口，会给陈肇世和李才义带来什么恶果。此后提起此事，李才义总要翘起姆指称赞我：“老铁肩膀硬！”
赵伟押解我回宜宾前，他要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游览省城的杜甫草堂、武侯祠，就将我寄押于省公安厅的看守所，并恩准我通知姐姐来探监，我愤然写了首十分悲壮凄凉的诗：
三杯苦酒别情重，万语千言涌心中；姐弟相别八千日，又去天涯忆重逢。
平原菜花三千里，仙峰雨雪八万重；此行难把归期料，又见沱江涨洪峰。
我被押回仙峰硫磺厂不久，即再遭逮捕。宜宾地区兴文县法院1978年4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再判我有期徒刑8年，送雷马坪劳改农场马家湾中队“改造”。
1980年11月，原判法院又改判我无罪，成都日报社也“改正”了我的右派问题，于是回到报社重操旧业，当编辑、作记者。不久，我以原署名“晓枫”，在《成都日报》《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这时李才义已于1979年复职，在南新街省财政厅上班，中午休息常去不远的春熙南段茶叶店找我姐姐打听我的消息。他们是我上次潜逃成都，在陈肇世家认识的。我刚上班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来报社我的临时住所找到了我。
两个患难朋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除了咒骂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真封建帝王，先杀阶级敌人，后清算盟友，再整肃同志，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外，还谈了各自落实政策的情况。他说他落实政策很顺利，原因是有民主与法制理念的田纪云，时任财政厅厅长和党组书记，主持对他右派问题的复查，又有许多老领导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很快就获得“改正”与复职。复职后，被安排在田纪云夫人李英华任处长的处里工作。有时碰见田厅长，田还关切地询问他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困难？我则向李才义讲了我落实政策时遇到的重重阻力，多亏胞姐四处奔走，八方呼吁；加之报社老领导竭力相助，才最后解决。所以我俩都表示要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是为国为民的有用人才。
后来李才义在省建设银行升任副科长，时有通讯报导、经济论文和短篇小说发表；我则在《成都日报》主编“乡镇风情”专栏，也在川报、四川文学和新观察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文。于是我们又成了文友。
改革开放后，提倡“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我就弃文从商，受聘在四川建中实业股份有限总公司任总经理。当时我的第二任夫人尚有顾虑时，李才义则给了我坚定的支持：由于他的介绍与推荐，我得到一笔银行贷款，使公司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可惜我不通商道诡秘，多有上当受骗，使公司亏损，还欠银行30多万元本息。幸好，交通厅锦城汽车修配厂是法人，董事会又免了我总经理之职，我才脱掉了干系。但李才义的仕途却因之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原因是我赴北京主持“川酒进京展会”时，代我管理公司的吴开阳竟然跑到银行去要求减免利息，还透露了我与李的朋友关系。所以李才义从北京参会回去，就受到上司的严厉的批评，并因此延后了科长由副转正；后来当他有能力任副处时，却又因年龄超过了五十。于是我心里常常有愧对他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李才义的友谊，除了他对我事业上的支持，还有我对他个人问题的关心：我和我胞姐、前妻，都曾经把我的侄女、姐夫的侄女和前妻的侄女介绍给他为妻，只要其中有一个成功，我都是他的长辈。
后来我定居北京办“铁流集团总公司”，他亦借出差来京时与我小叙。每当回首往事，他都嘘唏不已的说：你老铁吃的苦比我多，今天的财富也多，此乃天经地义，说明上帝没有瞎眼睛。他退休后，写完《天府悲歌》（一本记述四川右派劳教经历的作品）的2001年，我请他来京辅佐我，为我堵塞财务漏洞，合理合法避税，又作出了新的努力。但他说那是与我一起在北京度过的一段美好日子。
去年是反右派运动50周年的纪念日，他曾被邀请去香港和美国开会，他说他憎恨的是十恶不赦的毛泽东，而不愿意难为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当局，失去了一次考察“腐朽的头号帝国主义”的机会，令我为他惋惜。
最近他突发高论，说毛泽东至死都没有与江青离婚，江青是判了刑的反革命，毛泽东理应是反革命家属，为何还要挂毛的画像供人朝拜？这对当年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家属不公，是在“反属”问题上执行了双重标准。
1984年大年三十，我们两家相约去西安玩。大年三十火车上旅客不多，硬座当卧铺，两家大人小人全放平。到了西安为省钱，住进一家小旅店，每天两元钱。第二天挤公车去看兵马俑、游华清池，再后观大雁塔。他会摄影，我会写文章，随身记者证一亮，一路通谏（四川话，畅行无阻）。在返回四川时，为防旅客行李中携带爆炸物，西安站非得要我们开箱接受检查。我们这些受过冤屈的人，火性大，自尊心强，认为凭白无故叫开箱，是对人格的侮辱，拒不开箱。
我说：“凭什么？拿文件来！”
检查人说：“没文件，不开箱就不能走！”
他比我更火，硬着脑袋道：“你搞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四人帮’早打倒了，一切讲法，凭什么要开箱子？”
检查人员仍不放行，我们两人同时吼叫起来：“叫你们领导来！叫你们领导来！凭什么？凭什么？”
检查人员者见我们强硬，一身干部打扮，弄不清楚是什么人，再者他们手中无开箱检查文件，只好放行。上车后，我们十分得意地向家人说：“做人就得恶一点，不然老受欺负。”
他的太太和我的太太，笑笑说：“快五十岁的人了，还不熄火？”
他道：“这火是毛老头逼的，过去我脾气好得很，好得来像个乖娃娃。现在只要哪个稍微欺我一下，老子就要和他来起！”
我道：“我也这样！”
我太太讽一句：“你们两人都吃错了药。”
他笑笑：“就是吃错了药！我们本来是拥护共产党的，老毛硬说我们反对共产党，整了几十年，球上都是气。”
大人和孩子笑了起来，说我们说脏话。我补一句：“毛泽东才脏！”
1985年他得知我要“下海”办公司，他首先表态说：“你当个徒弟娃，懂得生意，胆子又大，闯一闯也好。如果这条路走通了，我也跟着来。”
我们的公司叫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挂在成都市乡镇企业局下面，局长老苏是董事长刘恩来的同乡，刘是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长。他原是西城区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作二类处理，开除党藉，送到这个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改正”后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四川出版社编辑、右派老朋友杨干庭要我和四川日报名记者艾风（也是右派）去写一写刘恩来。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了篇一万五千佘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送，并将播送消息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为什么，此文牵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销。这样和刘恩来成为知已朋友，我办公司，他义不容辞的投资和出任董事长，后又以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的担保，通过他的暗中支持，向省建行以更新设备名义，贷了80万人民币。于是建中骤然膨胀，不出半月十多个子公司遍及成都。
无论怎样说，我还是重情感，信承诺的文人，加之与社会断代二十多年，不知“十年文革”后的中国人早已变了味，再无理念、信仰、友谊可言，在生意场中的人更是五马六道，十骗九诈。不到半年，80万人民币货款被下属子分公司骗得精精光。我这个做总经理的还要靠办报挣钱还息还贷，辛苦极了，一天四处奔跑，不敢花个子儿。这些分公司的所谓无赖流氓经理，成日不做正事，大吃大喝，一掷千金，不仅花光了总公司投去的资本，一年后还撤了刘恩来的董事长和我的总经理。那时没有公司法，只要钱一到手就是自己的，市场乱成一团，没点商业规则。
1987年我移师北京，专事信息开发和公共策划以及办刊办报，才摆脱困难，异军突起京城，逐渐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而他一边工作，一边收集整理材料，矢志不渝，长年坚持，决心将他历经的苦难写成自叙性小说。我们几次谈及，开始并不在意。到了2001年，他竟然成稿三十余万字，书名《天府悲歌》。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写的当年“415”劳教的事情。书中写了98个右派，十个管教干事，各自独立成章，而又贯为一个整体，人物的喜怒哀乐，各种悲惨遭遇，诸如劳累、饥锇、打吊、捆绑，戴镣、扎铐、关小监，逃跑、判刑、枪毙等尽洒纸上，我当年偷鸡、偷米的惊险场面，以及事败被打吊、捆绑的现场情形都展现书中。虽然文字功底与写作技巧不够炉火纯青，但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的跌宕起伏，却催人泪下。为了要出版，他特地来北京找我帮忙搞书号，我当然义不容辞。此时，不是他招待我，是我招待他了。
他不再支持我挣钱，多次劝我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写二十三年的苦难，留下老右们的辛酸历史。
他说：“钱挣得差不多就算了，只要够吃、够穿、够用，多了没有好处。你是记者出身，笔头比我硬，受的苦比我多，写出的东西一定比我好！”
他说的是真话，过去受屈蒙冤，我每月才一元五毛的零钱，不也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有车、有房、有储蓄，为什么还要去挣？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还说，留给几女的不应只是钱，更重要的精神财富。快七十岁的人了，再不写就没有时间了！
于是我接受他的劝告，从2003年起开始收缩，到2005年底基本关闭了所有的公司。2006年，我便成为自由人，开始写起东西来，也逐步逐步与右派朋友有了交往，并参与他们的各种大小聚会，不再在钱上动脑筋，回到了文人时代。
李才义的《天府悲歌》，后更名为《风萧萧路漫漫》，才获准在境内出版。印了三千多册，少数收点成本费用，多数都送难友。在书的插图一页上，还有他和我彩色照片，使我也成了知名人士，我更不得不写了。
2007年初，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香港举行年会，我和他都是受邀对象。他十分高兴，我飞回成都，一同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了港澳自由行证件，回北京我又为他预购了京九特来回特快直达车票。可是到出发时，他打住了，挂来长话说：“老黄，那会不能去，我们单位老干处找我了，说那是敌对势力干的。你也不能去，去了会从口岸揪回来的。”
我说：“管它什么势力，我们谈写作，又不反对国家，怕什么？去！”
他见劝不住我，只好无可奈何说：“反正我不去。”
我按时离京，按时出境，在会议期间，还在沙头角遇上香港特首曾荫权，并合影照了相。归后，我写了篇随笔《一车两制说民主》，把香港所见所闻放情于纸。他看后十分后悔，声言要告老干处。我又劝起他来说：“你没法告，别人仅是劝，你又无证据阻止你去。”四个月后，他和我又都接到中国信息中心的邀请书，邀请我们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五十年国际‘反右斗争’研讨会”。他又犹疑了，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一定去！”
几十年来我们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交流看法，交流思想，有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时候，不管同与不同，苦难与友谊却永远留在心中，留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