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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成为社会信用系统重点监督对象

中国以“大数据”为依托,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滴水不漏的公民信用监督体系。地方政府文件显示,公务员成为了这一监督机制关注的重点人群。官方媒体说,这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诚信意识和政府的行政水平。但批评者担忧,这一监督网络是极权政治的体现,最终对社会有害。

中国国务院2014年下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后,当局极力打造一个广布全国、监督公民行为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据官方媒体报道,已经有20多个省市出台了个人信用评价标准。

中国各地出台的有关社会信用积分的方案中,很多将公务员列为关注的重点对象。公务员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个人行为都将成为奖惩、升迁的评估指标。

福建泉州今年3月下发的《泉州市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说,信用建设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领导干部进修课程,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产生的荣誉表彰和违法违约违规及违反社会公德等信用信息,特别是在履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都将纳入信用记录,公务员的“诚信档案”将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依据。

宁夏也对公务员在个人诚信体系中的信用信息作为考核、奖惩和选拔任用的依据。官方媒体还说,政府还把这一信用体系与曝光举报制度相结合,将“向社会公开披露各级人民政府掌握的个人严重失信信息”、“鼓励市场主体对严重失信个人采取差别化服务”。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主任韩家平去年12月对《新京报》说,中国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实现信息透明”。他说:“借助这一后发优势,我国可以快速进步。”

美国作家、时政评论员章家敦认为,中国的信用评估体系对提高政府工作水平、惩戒腐败可能有某些正面作用,但整体来说对社会是有害的。

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这是极权主义的实践。即使这对改变行为有好处,也不值得这样做。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用技术的极限来创造一个全方位的体系,所以这是极为危险的。”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韩家平说,中国正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做法。他说:“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实行信息透明,尤其是采集、查询、共享上的透明。”

但美国时政评论员章家敦说,美中两国的信用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他说:“这里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中国的体系是全面、广泛的。当中国把各个不同的地方系统组织成为一个全国系统后,这将是世界上最广泛、最具雄心的个人数据搜集行动。”

章家敦还表示,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之一是监督个人是否忠于中国共产党。他说:“这是把一人专制制度施加给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做法是极为大胆的,规模也令人惊叹。这些都是科技所引起的,尤其是在对科技使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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